他和张艺谋都被称为“国师”，不过这两个国师区别可实在太大了。

张艺谋的“国师”称号属于网友“走个面儿”，故意调侃出来的，就跟王思聪最火的时候被网友戏称为“老公”，包括男的也这么喊他。

而且张艺谋这个国师最多指导一下奥运会的开幕式和重大庆典的文艺晚会，而他可是为大汉王朝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那可是灯塔，张艺谋比得了吗？

就跟拿下最近菲尔兹奖的两个中国人王虹和邓煜被称为数学家是货真价实的一样。他的很多设计和主张甚至影响了中国两千年的皇权社会。

还有一点，张艺谋是年过花甲才被称为国师的，他死的时候才33岁。一个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凭什成了灯塔，和后人眼中的国师？他究竟是谁？

他叫贾谊，他的作品《过秦论》可是上了中学语文课本的，他被后世誉为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政治天才，就像天山雪莲和长白山人参一样不多见。

司马迁在《史记》里，将他和屈原相提并论，而且是放在一起作传。

到了《汉书》，班固干脆给他单独立传，要知道大名鼎鼎的张良韩信在《汉书》里都是合传，足见，贾谊这个国师分量之重。

贾谊为什么在历史上分量如此之重？那是因为他的政论文《过秦论》《治安策》《论积贮疏》，不仅对当时的西汉产生了重要影响，对后世也意义深远。

只可惜他生不逢时，怀才不遇。短暂的一生却又命运多舛，入朝不久即被贬谪外放，而且一外放就是十年，至死都没得到汉文帝的重用。

一般人信奉“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可人家是“吃得苦中苦，还是人下人”。

唐代著名诗人李商隐有一句诗很多人也会背诵：“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说的就是汉文帝跟他半夜促膝谈心的故事。可惜谈了一晚也没把皇帝的心抓住。

一位博学多才的青年才俊，为何被排斥在庙堂之外？而且汉文帝刘恒明明很欣赏他，为何却始终不重用他？其实背后是有刘恒的帝王心术，你知道吗？一个生前郁郁不得志的年轻人为何死后被誉为大汉王朝的国师？

这还得从贾谊的师承说起。

少年成名 熠熠生辉
贾谊是洛阳人，公元前200年，汉高祖6年出生。

贾谊的家庭背景如何，史书里没有记载，应该不是出身于什么显赫人家。

但这孩子从小天资聪颖，关键还拜了一个名师，可以说，拜师这件事，是彻底改变了贾谊一生的命运。

因为他拜的这个名师叫张苍，张苍是汉朝初年的一位大儒。而张苍本人，则是师从战国时期子诸子百家中儒家的大师荀子。

也就是说，历史上的贾谊，其实是荀子的徒孙。

荀子作为战国后期著名的大儒，可谓桃李满天下，在他的学生当中，最著名的是两人：一个是韩非，一个是李斯。

韩非，又名韩非子，是法家学派的创始人，李斯则是秦朝的丞相。这两个人，都曾经对中国历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张苍也是荀子的学生，除了精通儒家典籍之外，本人还特别擅长数学，精通财会。就这样，少年时代的贾谊，一直在追随张苍学习。

而且，张苍本人还是一个顶级的图书馆管理员。当年在秦朝的时候，张苍就曾经负责掌管秦朝的文书档案。所以贾谊在求学期间，其实不光读了很多儒家经典，同时也读了很多其他学派的典籍。

这就为后来贾谊融合百家学问，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后来，张苍从政，负责管理全国财政，基本相当于今天的财政部部长。贾谊拜张苍为师的时候，张苍已经在这个位置上干了好多年了，后来更是成了汉朝的丞相。

等于除了学习知识之外，张苍还给了贾谊一个直通高层的渠道。

当然，能够拜入张苍门下，贾谊靠的还是自己过人的天赋。以张苍当时的地位，估计也不会随随便便收个学生。能让张苍亲自教授学问的，要么就是那些王侯公卿的后人，要么就是真正的天才型选手，贾谊显然属于后者。

就这样，贾谊到了十八岁就因为读书多，口才好而闻名于郡中，被当时的河南郡守吴公相中并召置门下，吴公本名不见于史，文帝即位后听说他“治平为天下第一”，又将他调到朝中当了廷尉，相当于如今的司法部部长，列位九卿，也就是部级高官了。

吴公受到重用，自然不会忘记这名才高八斗的少年郎，他在汉文帝面前郑重推荐了贾谊。汉文帝听说以后，将贾谊从洛阳召到了长安，一番促膝交谈，很快便为贾谊的才华倾倒，于是将其封为“博士”。

汉朝的博士，和今天的博士学位还不是一回事，大概就相当于研究员。也就是说，贾谊二十出头的时候，就已经进了皇帝身边的智囊团，而且深得刘恒的信任。

贾谊的这个经历，如果类比今天的话，大概相当于一个天才高中生，从小拜总理为师，十八岁直接被省长征召，去市里做了政策研究员。三年之后，省长进京做了司法部部长，又直接把二十一岁的贾谊，带去首都继续做研究员。

贾谊的快速升迁，要说没有张苍的因素，绝对不可能。

在秦汉那样一个阶层固化的时代，一个寒门子弟，哪怕再有才华，像陈平那样的，也只能在周围的十里八乡露露脸，最多娶个土豪的孙女，过上小富即安的生活。要不是遇上天下大乱群雄并起，陈平搞不好一辈子都得老死乡里了！

贾谊出生的时候，已经天下太平，乱世出英雄的时代早已过去，除了天赋异禀，没有强大的靠山，是很难出人头地的。

最关键的是，贾谊搭上这条线，或许是因为他老师的缘故。但贾谊最终来到皇帝身边，绝对是因为他自己的才学。所谓打铁还需自身硬。

当时朝中的博士多是老眼昏花之辈，贾谊偏偏风华正茂，犹如一股清流，在朝中熠熠生辉。

此后一年，每逢汉文帝出题讨论，他都能对答如流，一针见血，于是又被破格封为了“太中大夫”。在皇帝身边参政议政的近臣，要知道，文帝的男宠邓通当时也担任过这个职务。

有着吴公这样的政坛大佬扶持，又有汉文帝这样的明君欣赏，贾谊的前途何止是用光明来形容。

就在众人以为贾谊从此顺风顺水，前程似锦的时候，他的官场生涯却中途遭遇意外，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小人报复 从早到晚
得到汉文帝的重用之后，贾谊开始一边搞研究，一边写报告。接下来的两年当中，贾谊先后写了两篇报告，一篇叫《兴礼乐疏》，另一篇叫《论积贮疏》。

这两篇研究报告出来之后，整个高层都炸了！

如果非得形容一下，贾谊这两篇报告的影响力，比起韩信在战场上消灭对方几十万雄兵，丝毫不逊色。因为这两篇报告，直接影响了以后上千年的历史大趋势。

因为这两篇报告太有名，所以后来一直都没失传。直到今天，我们都还能看到原文。

这两篇报告，主要说了两件事。前者根据儒家和五行学说，设计了一整套汉代礼仪制度。后者则是论证了商业和农业的关系，然后提出“重农抑商”的观点。

这两件事，其实都不是贾谊首创的。礼仪这种东西，向来都是儒家学说的根本。而且汉朝开国之后，一个叫叔孙通的儒生已经帮汉朝制定了一整套礼仪。至于说重农抑商，这其实是当年商鞅第一个提出来的。但是贾谊在这个时间点再次提出来，影响同样巨大。

礼仪方面，叔孙通当年制定的礼仪，基本上都是照搬秦朝。但是贾谊这次制定礼仪，却提出了一个正统性的问题。那就是汉朝作为一个新的朝代，礼仪和前朝应该是不一样的。

为此，他提出：“固当改正朔（历法），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悉草具其事仪法，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

贾谊的这个观点，后来被所有封建王朝继承了下去。几乎每次改朝换代，大家都得重新按照五行学说，重新更换朝服的颜色，制定新的礼仪。这种事情看起来很麻烦，但是却关乎到一个王朝的正统性。

而且，汉朝初期的时候，一直是崇尚黄老之道，大家都不太重视儒家。贾谊的这份报告，等于是让儒家重新站了起来。这就是为后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埋下了一个伏笔。

至于重农抑商，按照如今的观点来看有点小农意识，但对于主打农业文明的封建帝国，是一种必须奉行的政治正确，后来的历朝历代，基本上都倾向于这项政策。

所以，贾谊一提出“重农抑商”，汉文帝便立刻采纳，毕竟王朝出建，老百姓都不耕地去经商，粮食怎么办？对于一个农业大国来讲，粮食乃是根本。

然而，移风易俗改变旧制，汉文帝一时还犹豫不决，因为反对声浪太大。

年轻气盛的贾谊可不管这些，接下来他又语出惊人：“列侯悉就国”，就是说，凡是封了侯的人，都送回到封地去.......

老官僚们一听这话，全都胆战心惊，为啥？说得好听是“就国”，实际上就是让这群老帮菜卷铺盖走人，好让皇帝大权独揽！

这一刻，也只有年轻的汉文帝喜上眉梢了........

这是因为，对于当时的大汉王朝来说，一直存在着一直隐蔽又危险的问题——最高统治者威信不足。

这种风险既来自民间，又来自统治阶级内部。

当初，刘邦借着陈胜打起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旗号，成功摆脱市井小民的身份，摇身一变成为“汉王”。

然而，这种急就章的煽动口号，难以撼动根深蒂固的老旧思想，只要存在等级贵贱，“王侯将相”仍会被视作贵族特权，

即使刘邦称帝后编造出一个“斩白蛇”的故事来蒙混过关，在广大吃瓜群众看来也不过是雕虫小技而已。

甚至刘邦身边的人恐怕都会在私下里嘲笑——如果谁都能斩条大蛇，是不是人人可以依葫芦画瓢当皇帝？

到了刘邦的儿子刘恒继位，由于他是外地藩王出身，长期远离朝廷中枢，同样存在威信不足人脉缺乏的问题。他大力提拔贾谊，除了贾谊的政治主张“甚合朕意”，也有给自己招纳人才的想法。

贾谊的主张的“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核心就一个内容：用一个正统的观念和礼制，来端正皇室的伦理纲常，维护皇权的绝对权威。

这也是贾谊针对统治者威信不足“开”出的良方，毕竟当时是封建社会，想要巩固统治，势必要让皇权扩张。

有人说，这是贾谊为专制皇权“涂脂抹粉”，但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你总不能让贾谊端起碗来吃饭，放下碗筷就骂娘吧？两千多年前的封建文人，还没这样的思想觉悟。

西汉自建国后，一直力行黄老之术，讲究“无为而治”，

虽说是“无为”，但不可能什么都不做，这种说法只是为了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在政治层面上，不用严刑峻法，不过多干预百姓的生产和生活。

为什么汉初的统治者要采取这样的治国方针？

主要是经历了秦末战乱，百业凋零，人口锐减，到西汉建立时，连皇帝的御驾都无法找到同样毛色的马，将相出门只能乘坐牛车，至于普通百姓的生活那就可想而知了

因此，稳定政权、恢复封建统治秩序，成为统治者的当务之急，“无为”实质是汉初统治者对百姓的一种政治妥协。

非常时期，采用非常手段，本是无可厚非的，但就像陆贾对刘邦讲得一样：“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

总不能一直用特殊时期的政策来“守”天下，何况黄老之术的弊端也不小——

那就是宽松的政治环境一方面使得经济快速恢复，另一方面也导致地方诸侯的纷纷做大，久而久之形成了跟朝廷分庭抗礼的严重隐患，此时此刻，统治思想势必要顺应时代而完成转变。

贾谊就把这个转折点，定位在了加强中央集权上。

而贾谊提出的“列侯悉就国”的方案，确实说到了文帝的心坎里了。

刘恒是被开国功臣集团拥戴上位的，这些功臣列侯仗着自己劳苦功高，他们盘踞在京城，互相串联，经常走动，一直让文帝“如鲠在喉”

此外，这些功臣多是武将出身，对于治国理政是一窍不通，要想发展经济，还得靠“文治”，文帝意识到，势必是要培养一批新生力量来代替这些没啥文化的“大老粗”。

在贾谊提出“列侯悉就国”的方案后不久，也就是在文帝二年十月，丞相陈平去世，文帝下诏：

“朕闻古者诸侯建国干余，各守其地，以时入贡，民不劳苦，上下欢欣，靡有违德。今列侯多居长安，邑远，吏卒给输费苦，而列侯也无由教训其民。其令列侯之国，为吏及诏所止者，遣太子。”

大意就是：如今列侯都住在长安，封邑离得又远，要靠运输来补充给养，劳民伤财不说，也无法管好封地的百姓，因此列侯都回各自的封地吧，哪怕在朝廷任职一时走不了的，也得把太子派回去。

不得不说，贾谊这手段真叫绝！

本来盘根错节的功臣集团，瞬间就被拆得七零八落，周勃更是被刘恒当成了领头羊，第一时间打发回了封地。

也正因为如此，贾谊不可避免地触碰到了功臣列侯的既得利益。

就在文帝想要进一步提拔贾谊担任公卿时，

周勃、灌英、张相如、冯敬之等一帮军功老臣，群起而攻击贾谊“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

所谓公卿，也就是“三公九卿”，类似于现在中央各部的部长。

当时的贾谊，职务为一千石的太中大夫，只在皇帝身边参政议政，却没任何的行政权。

公卿就不同了，那可是掌握着帝国行政系统的最高官吏。

贾谊有才不假，可想要施展抱负，光靠皇帝一人支持那是不行的，得不到文武百官的配合，那也只能是光打雷不下雨，起不了什么作用。

贾谊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伙，还没掌握实权，就要这班老臣交出权力卷铺盖卷儿走人，把一众老官僚们彻底得罪了个精光，何况他入朝不久，一没实践经验，二没政治成就，这样的人物哪有资格、资历担任公卿？

结果毋庸置疑——大臣们肯定是要强烈反对，贾谊根本当不了公卿！

不仅如此，大臣们还会想当然地认为——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是贾谊.......

显然文帝也意识到自己操之过急了，于是，贾谊稀里糊涂地成了靶子，被赶出了中央。被“发配”出了京城，去做长沙王的太傅。

发配长沙 痛不欲生
长沙，在先秦时期叫“荆蛮”——可谓是远离政治、经济中心的“蛮荒”之地，

无怪乎贾谊到长沙之后非常郁闷，觉得自己在这样的潮湿阴冷的环境下会命不久矣......

后世文人也很是同情贾谊的遭遇，纷纷谴责文帝凉薄寡恩，以至于“贾谊的不幸”过了千年也依然博得了不少人的同情。

然而，文帝是给他“发配”到了蛮荒之地不假，可也是用心良苦——太傅这个官职看似作用不大，那也得看是什么情况，侯王“幼弱未壮”时，太傅是可以代为管理诸侯国的，

当时的长沙王叫吴著，乃汉初八大异姓王之一吴芮的嫡玄孙，在位二十三年去世，无子国除。

贾谊去长沙任职大约是在文帝三年，这一年刚好是吴著刚继位，考虑到他在位23年都没有子嗣，大可以推测，吴著应当是幼年继位，文帝让贾谊去给一个幼年的诸侯王当太傅，这不是给他一个历练的机会是什么？

汉文帝毕竟是一代明主，他不可能看不到贾谊的政治价值，而不是简单地被臣子们的谣言蛊惑。

所以，他的用意大概是想历练一番贾谊，毕竟这个年轻人才华是有，但不够成熟，需要阅历与沉淀。如果贾谊在长沙干出点政绩，证明自己是干大事的材料，也可以给文帝一个召他回京的理由。

但贾谊似乎不懂文帝的一番苦心，长沙位于楚地，距离京师千里之遥，北望长安而不得见，昨日还是天子阶下臣，今日已外放至千里。

少年得志，备受重用的贾谊，自然受不了如此天上人间的反转。

他的满腔愤懑，都一股脑倾洒到了他的文章之中，一个人孤零零地过湘江的时候，他想到了怀才不遇的屈原，两个大才子隔空对话，感同身受，贾谊洋洋洒洒写下了千古名篇《吊屈原赋》。名义上是凭吊屈原，实则借古讽今，哀叹自己是遭受奸人诬陷而被放逐，处境孤危，却无一人出面替自己说句公道话，

不难看出，字里行间也有埋怨皇帝听信谗言不辨忠奸的意味。感觉刘恒成了渣男，贾谊倒成了被无辜抛弃的痴情女。

待到第三年，看见一只猫头鹰飞进屋子，竟觉得自己快死掉了，又写了一篇《鵩鸟赋》........

被贬入长沙三年，尽管他写下了不少针砭时弊的名篇，但是通过他的作品我们看到其忧愤之情三年不减——因为他坚信自己的才华当世无双，汉文帝非他不可。

可事实并非如此，汉文帝并不是非他不可。

皇帝召见 大失所望
公元前174年，汉文帝终于将贾谊召回长安，在未央宫的宣室见了贾谊一面，与他彻夜长谈。

谈了什么呢？《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跟他谈了一晚上的鬼神之事，

后来，唐朝大诗人李商隐写下了那首著名的《贾生》：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整首诗讽刺文帝“有眼无珠”，贾谊这么一个难得的人才，不让他在政治上发挥作用，反而被浪费在鬼神之事上.......

当时的李商隐也很不幸，卷入牛李党争之中，怀才不遇，

他的人生轨迹与贾谊很相似，都是少年得志，然后在官场一败涂地，再然后都被边缘化,一直在地方腾转挪移。

所以，他写这首诗，主意是借吊贾谊来抒发自己的悲愤，

只是经他这么一写，汉文帝被黑惨了，一度被当作昏聩无能的反面教材........

只不过，文帝突然从千里迢迢的长沙召回贾谊，只是为了跟他谈鬼论神，干嘛不跟那些术士、巫师谈？皇帝身边，可从来不缺这种人？

搁现在也是匪夷所思的事儿，讲不通啊，

也许文帝“问鬼神之事”只是表面文章，他在测试贾谊，毕竟多年不见，想看看他这个当年十分倚重的青年才俊在长沙这些年历练得如何？汉文帝依旧惊叹于他的才华，但是也看到了他的忧愤，并没有如想象中那般沉淀内敛，

四年了，刘恒早就不是当年的刘恒，愈发成熟稳重；可贾谊，还是那个四年前的贾谊，除了抱怨，整整四年没给文帝一个满意的交代。

想提拔他的心一下子凉了下去。

刘恒当时想必是失望的，毕竟如此有政治才华的人，性格上却有如此不足。

汉文帝需要的是一个治世能臣，不仅胸有韬略，而且刚毅果断，而贾谊本质上还是文人，虽然才高八斗，目光深邃，文笔练达，一针见血，但也有着文人普遍的毛病——眼高手低，不切实际，优柔寡断，而且十分情绪化，这样的人是不适合波诡云谲的朝堂。

汉文帝在召见贾谊之后，并没有委其重任，而是让他做梁怀王太傅，教自己最宠爱的小儿子学习。这也算是物尽其用吧，不能做皇帝的左膀右臂，也可以教书育人，毕竟贾谊的才华也是有目共睹的。

这在贾谊看来，这是他“东山再起”的迹象，于是又像打了鸡血一样来了精神。

担任任梁怀王太傅后，贾谊仍然心怀天下。他一篇一篇地向文帝“投递”他的政论文，文帝不理他，他还坚持不懈地投，究竟写了多少篇也不清楚了，流传至今，这些文章叫《治安策》。

在给文帝的这些奏章当中，贾谊提出了三个重要问题，那就是汉匈关系、地方诸侯国问题，以及社会秩序失常的问题。而对于这三个问题，贾谊都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对匈奴，不能一味和亲，必须要打！只有把匈奴打残，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贾谊的这个策略，后来成了汉武帝对付匈奴的主要国策。

对于地方诸侯国，贾还提出“众建诸侯少其力”的策略，旨在建立多个诸侯国，来分散他们的力量，防止任何一个诸侯国过于强大，威胁到中央的政权的稳定。这一策略极大地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安定。这条策略，后来被逐渐细化，然后就变成了汉武帝上台以后实施的推恩令。

贾谊提出要重塑社会纲常，确立一套适合大汉特色的伦理道德制度。这一条后来在汉武帝时期，同样也实现了，叫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这就是贾谊的厉害之处。哪怕他死后，大汉王朝还是沿着他的思路去执行，而且成效显著。

上一个这么牛的人，还是春秋时期的管仲。这种人仿佛不用学习，天生就能看到未来大势的走向，并且给出未来问题的答案。所以，后世有人评价贾谊，是一个五百年一遇的天生政治家！

如果说，西汉哪个大臣，最配得上国师这个称呼，那绝对只有贾谊最有资格。其他大臣，最多只能看到问题之后，想办法解决问题。但是贾谊却可以提前看到问题，然后给出一个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唯一可惜的是，贾谊确实有点生不逢时。

虽然他给出的这些答案，确实是对的。但当时汉朝立国不久，百业凋零，百废待兴，跟匈奴开战？哪来的实力和家底？对诸侯削藩？搞不好就打草惊蛇引火烧身？汉文帝是个求稳的人，不打无把握的仗，想法很好但时机不成熟，他宁肯等待。

也就是说，贾谊的治国理念太过超前，不符合文帝稳扎稳打的执政风格。当时的大汉帝国刚刚从战乱的废墟中站起来，摆在眼前的是解决温饱，是稳定压倒一切，而不是动大手术。

而且贾谊为人不成熟，过于情绪化，这也导致汉文帝不可能再重用他。

彻底弃用 郁郁而终
然而，深陷“舍我其谁”幻想中的贾谊，一直以为皇帝将他安排在梁国是暂时的，将来必有大用，

谁知没几年梁怀王竟“堕马死”（公元前169年），一年后贾谊亦“哭死”（公元前168年），去世时年仅三十三岁。

贾谊之死并不是因为梁怀王 “堕马死”，而是因为梁怀王都死了一年了，文帝都没征诏贾谊入京，一直将他晾在了梁国，

直到这个时候，贾谊才算明白，自己早就被弃用了，于是很快便郁郁而终！

后世怀才不遇的文人，对贾谊的遭遇总是抱有一种惋惜的思想以及感同身受的态度

但后世的皇帝却并不这样想。雍正帝是汉文帝的迷弟，因此，他对贾谊的评价以“疏狂”二字盖之，甚至于改王勃名句，说“屈贾谊于长沙，必须圣主，窜梁鸿于海曲，正待明时”。

古往今来对贾谊的评价总是两极分化，其实双方都有偏颇，李白、李商隐身为文人对贾谊的评价太过抬高，而雍正帝作为汉文帝的崇拜者，对贾谊的评价又太过贬低。

最为公正的评价，当属苏轼的一句：“才有余而识不足！”贾谊不得重用的原因莫过于如此了。

贾谊这个人才华横溢，不仅像屈原和李白那样写得一手漂亮文章，而且有深刻的政治远见，这又是屈原和李白这样的纯文人比不了的，但书生气太重，又过于情绪化，如果贾谊的才华运用得当的话，应该能成为汉朝开国以来，唯一一个真正可以跟萧何并驾齐驱的人物。

只可惜，贾谊这人阅历太浅，经不住事儿，贾谊一生经历过最大的两件事，一个被贬长沙，一个是梁怀王之死，如果换成平常人，都不过是寻常事，又不是妻离子散，牢狱之灾，一定会过得去的，但是对于贾谊，简直是晴天霹雳。

根本原因就是贾谊太过玻璃心，从小太顺了，经不起风吹雨打。 一个人不能恃才傲物，毕竟有才华的又并非只有区区一人，没有什么非你不可

如果当时吴公没有举荐贾谊，贾谊很有可能会据守洛阳，辅助一个地方官为政一方，虽然不会名满天下，但也许会有一个好的结局，所以有的时候真是造化弄人。

年少成名有时候不见得是件好事。

再说，贾谊本质上是个文人，不适合从政，即便他不曾英年早逝，无论是汉文帝还是汉景帝都不会重用他。

与其说贾谊是政治家，不如说他是个政治理论家，这他跟宋代的王安石很像。

政治家不光要有理论基础，还得付诸实践，政治家还得善于长袖善舞，左右逢源，在朝堂上呼风唤雨、指挥若定，也就说得心有韬略，精于权谋。

贾谊孤高傲世，独来独往，王安石一变法就把整个官场都得罪光了，差点成了孤家寡人，最后只能用一些投机小人为他冲锋陷阵，变法也就彻底变味儿了，可见，王安石的政治主张虽然头头是道，由于性格的缺陷，导致他总是固执己见，听不进任何不同意见，导致变法最终失败，可见，满腹经纶的王安石也都不是一名合格的政治家。

所以，一个人从政，不能文人气太重，第一要学会放下身段，第二要沉得住气，不能太过心直口快，见谁都放炮，第三，要虚怀若谷，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