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茶侧读书

2007年7月10日，郑筱萸在北京被执行死刑。

此时，距离他出任国家首任“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已经过了9年。

郑筱萸，1944年12月生于福建福州，大学毕业于复旦大学生物系动物及人体生理专业，高级工程师职称。历任杭州民生制药厂厂长、国家医药管理局局长（1994-），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1998-），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2003-），2005年6月被免去职务。

2007年5月29日，北京市一中院对郑筱萸案作出一审判决：

以受贿罪判处郑筱萸死刑，以玩忽职守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

两罪并罚，执行死刑，二审维持原判。

最高人民法院在审判中强调2点：

1.郑筱萸从任职国家医药管理局局长起、到退休之后，通过在国家医药审批管理中为人开后门，共收受贿赂约650万元。

2.郑筱萸在任时，行贿即可降低药品审核标准，批准的药品中有6种是假药。

法院原文如下：

1997年6月至2006年12月，被告人郑筱萸利用担任国家医药管理局（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之前身）、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的职务便利，接受请托，为八家制药企业在药品、医疗器械的审批等方面谋取利益，先后多次直接或通过其妻、子非法收受上述单位负责人给予的款物共计折合人民币649万余元。

2001年至2003年，郑筱萸先后担任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期间，在全国范围统一换发药品生产文号专项工作中，严重不负责任，未做认真部署，并且擅自批准降低换发文号的审批标准。经抽查发现，郑筱萸的玩忽职守行为，致使许多不应换发文号或应予撤销批准文号的药品获得了文号，其中6种药品竟然是假药。

郑筱萸落马前，医药界发生了什么

所谓“刑不上大夫”，没有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怎么会杀一个中央部级干部？

在我国，医疗器械、药品想要上市流通、进入医院应用，一定要通过监管部门的审查，也就是郑筱萸任职的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等。监管部门相当于拿国家信用，为药品安全背书。

不过，1998年以前没有这样的监管体制，老干部说，“在路边的平房内就可以生产药品，药品的购销市场像菜市场批发。”

1998年，郑筱萸上任药监局局长，学习美国医药管理体制，大力整顿中国医药市场。1999年，全国依法取缔、关闭药品集贸市场113个，取缔非法药品经营户14219家。2000年6月9日，药监局推行药品监督管理体制改革，所有药品的审批从省转移到了中央。

各地的药品审批权是怎么上达中央的？

中国任何一家药企想要新生产销售一种药，首先，医药厂家向省级药监局提交审批，然后，提交到国家药监局“统一药品使用说明书及批准文号专项工作办公室”；再然后，送到国家药典委员会进行专家论证，最后，到国家药监局注册司检验、签字。

此时，全国药品的审批权限，都由国家药监局处理。

此时，全国人民的生命安全，等于攥在郑筱萸手里！

整肃药品监管体制、审批权收归中央，本意是使药品生产、审批更加正规安全。但是收上来后，药监局这帮人却利用审批制度收钱、开后门，把监管制度玩成了害人的制度。

郑筱萸在遗书中说，我是部级官员，我没有直接杀人！但他落马前，医药界屡屡出现问题药品，这些药品都在他的腐败治下通过审批，杀死了人。

这些问题药品，可不只是没效果，它们有的使用了有毒原料冒充药品原料，有的大范围造成严重的药物不良反应，造成多人死亡：

2006年，“鱼腥草注射剂”事件。2000年之前全国有10多家“鱼腥草注射剂”生产厂商，2006年扩增为195家。2006年，据统计，这种“中药注射液”引发5488例不良反应，造成44人死亡。

2006年，“齐二药（齐齐哈尔第二制药厂）”事件。齐齐哈尔第二制药厂生产的“亮菌甲素注射液”，仅在广州一家医院就造成65名患者急性肾衰竭，13名患者死亡。当时，该药物已经销售至全国多家医院。事后查明，该药品厂家采购了有毒原料，代替了应用的安全原料；并且，该厂家生产的多种药品，都使用了有毒原料。这样的药品、这样的生产厂家，怎么通过了审批？

线索指向了郑筱萸的秘书、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司长曹文庄。

报道显示，“曹文庄在位时，从来不走正常程序，1周之后就可以拿到生产批号，因为他是通过内部组织专家进行内审，只要有钱，企业就能用最短的时间拿到药品生产批号。”

但是，据药品从业人员说，药品审批中行贿，实属“无奈之举”：“全国太大了，每年需要批准的新药太多了，审批部门工作非常紧张，个别审批官员便以权谋私，哪家企业给钱多，就批给哪家”。

一年申报100种新药，69个有问题

上述药品，通过审批上市后，出现恶性结果，才发现有问题。

那么，这些企业自己知不知道药品有问题？

2006年5月，海南医药企业康某元，应有关部门要求进行自查自纠。该企业被有关部门盯上，是因为他们平均每年有100种新药获得批准，其生产、研发新药的速度快得离奇。

要知道，一种药品研发出来，还要通过临床实验，在细胞、实验动物、病人的身上逐步进行实验，证明药品安全、有效才能上市。一个企业，一年研发、实验100种新药，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自查后，截止2006年年底，该企业主动撤回了69个已经申报注册的新药。显然，这些原本花点钱就能申报上市的新药，企业自己承认有问题。

当年，海南省各大制药企业一共主动撤回的新药申报有300多个。

除了医药企业，郑筱萸作为局长期间，药监局内受贿之风盛行。

上到局长、司长、秘书，下到负责编排批准文号、报送审批的小文员，“药监局腐败窝案”轰动一时。

在郑身边，倒下了药监局医疗器械司司长郝和平，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司长曹文庄，药品注册司化学药品处处长卢爱英等人。药监局之外，倒下了中国药学会咨询服务部主任刘玉辉、副秘书长刘永久，中国药典会（前面提到，该机构负责在审批流程中进行专家论证）常务副秘书长王国荣、综合处副处长李智勇，某药企借调到药监局的办事文员马腾。

此案中，郑的前秘书、药品注册司司长、专门收钱审批的曹文庄，获死缓。讽刺的是，他有一个在职法学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论受贿罪的主客观要件及犯罪构成》。

“悔恨”的遗书

郑筱萸治下出现腐败问题，与他的工作理念是分不开的。

临刑前，他写下一封遗书：

从这封遗书来看，虽然我们不应该苛求死前的绝笔，但一名党员干部讨论“光宗耀祖”、“冤魂”，说明他的从政的动机、他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科学素养、他为人民服务的觉悟还是存在问题。

一审判郑筱萸死刑，他不服提起上诉。他认为，别的干部害死人，都只是免职、记过，而他只贪污了650万元；他觉得自己是个部级干部哇！判他死刑，太重！

在医药管理最高权力位置上坐了8年，在医药界打拼一辈子，他还是不能察觉到，这个“部级干部”，他的每一个审批、任命，都直接影响着中国百姓的生命安全。

在生命的最后，他也只是得出“当官不要当重要岗位的官”的结论！

他认为，假如换个岗位，贪更多也不会死呀！

这个结论，一方面体现了他个人思想觉悟的问题，

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想象出，在他多年的为官生涯中，究竟见到了什么样的一个官场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