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总说当下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种国际争端、经济摩擦让人觉得神经紧绷。把时间的指针往回拨三十多年，回到上世纪90年代初，那时候的大变局，可谓是真正的狂风骤雨。
1991年的冬天，莫斯科红场上的那面红旗黯然降下，庞大的苏联在一夜之间分崩离析。那可是曾经和美国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说没就没了。当时的国际社会一片哗然，西方世界弹冠相庆。而彼时的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一个十字路口，面临着极其巨大的内外部压力。很多人心里都在打鼓：老大哥都倒了，咱们这条路还能走得通吗？我们会不会重蹈覆辙？
结果大家今天都看到了，中国挺过来了，并且迎来了持续几十年的经济腾飞。
要明白中国为什么能挺住，咱们得先看看苏联是怎么把自己玩没的。很多人把苏联解体简单归咎于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这当然是一个重要因素，西方通过经济、政治、文化的各种渗透，确实没少下功夫。打铁还需自身硬，堡垒往往是从内部被攻破的。
苏联对东欧那些兄弟国家，长期采取一种极其僵化且霸道的控制模式。咱们举个很现实的例子。斯大林时期，苏联从波兰等国购买煤炭等重要物资，给的完全是不可思议的白菜价。打个比方，正常在国际上能卖一块五、两块五的东西，苏联硬性规定，一毛五卖给我。这直接导致东欧国家吃了大亏。
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情况反过来了。苏联往外出口东西，定价权依然死死捏在自己手里。别说一毛五了，正常市价一块五的东西，苏联非要强卖高价。到了80年代，罗马尼亚外汇紧张还不上苏联的石油欠款，苏联愣是逼着人家拿国内紧缺的肉类和农产品来抵债。一车皮一车皮的物资往苏联拉，罗马尼亚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一落千丈，最后直接成了东欧剧变的导火索。
苏联当时有一套“有限主权论”，说白了就是小弟们的主权在老大哥的利益面前必须让步。这种铁腕干涉，把东欧各国的执政党管得死死的，思想僵化，毫无独立应对危机的能力。你昨天还掐着人家脖子死命喂奶，硬生生把人家喂成了一个毫无生存能力的“巨婴”，今天突然一撒手，一脚踹出去让人家跑马拉松，这不摔死才怪。
后来戈尔巴乔夫上台，这位少壮派领导人一看经济搞不上去，脑子一热，决定先搞政治改革。他搞出了所谓的“新思维”，大搞民主化、公开性，完全放开了意识形态的管控。他对东欧国家也彻底撒手，鼓励他们自由探索。愿望看似美好，步子迈得实在太扯了。长久被压抑的社会矛盾瞬间爆发，社会失控，各种反对派纷纷上台。短短一年左右，东欧八国全变了天。紧接着，这把火烧回了苏联国内，最终导致了这个庞然大物的彻底解体。
苏联和东欧翻天覆地的时候，咱们中国国内是什么光景呢？
那个时候，国内的大环境极其敏感。“反和平演变”和“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是当时舆论场上的绝对主调。结合刚刚讲的国际大背景，大家对于任何可能导致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举动都充满警惕。
这种警惕，很快就蔓延到了对“改革开放”路线的争论上。特别是在1990年到1991年这段时间，一种极其沉闷、甚至有些压抑的空气笼罩在很多人的心头。
咱们来讲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故事——“皇甫平事件”。
1991年初，邓小平同志像往常一样来到上海过春节。那一次，他视察了工厂、企业，听了浦东开发的汇报，并且讲了很多关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话。他鼓励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
当时《解放日报》的党委书记兼副总编周瑞金，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些讲话背后的深意。他看完讲话的整理稿后，激动了好几天。老人家一句“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的党还要讲几十年”，让周瑞金下定决心，必须在舆论场上发声。
于是，周瑞金找来评论部的同事，用“皇甫平”这个笔名（寓意奉人民之命辅佐邓小平），在《解放日报》头版连续发表了四篇评论文章。文章的核心非常明确：呼吁进一步解放思想，大声疾呼要推行市场经济，明确提出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
这几篇文章一出来，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老百姓四处打听这个“皇甫平”到底是谁。让人始料未及的是，文章迎来的并非满堂彩，极其猛烈的批判接踵而至。
北京的一些小刊物率先发难，扣的帽子极大，说皇甫平的文章必然会把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道路。随后，连一些中央级的大媒体也加入了这场大合唱，虽然没有直接点名，但大篇幅转载那些批判文章，矛头直指“不问姓社姓资”的观点。当时的舆论压力大到什么程度？上海本地的一些老干部专门开会把周瑞金叫去，当面严厉批评，甚至有人直言不讳地说：“你无非就是听邓小平讲的话。邓小平现在算什么？他现在退休了，他说了不算了。”
到了1991年下半年，甚至有极具分量的文章明确把之前的经济困难归结为市场化改革，断言搞市场经济就是搞资本主义。
你看，这就是当年真实的处境。改革开放走到那个节骨眼上，碰到了最硬的石头。无数人陷入困惑：既然上面有不同意见，咱们在下面干活的，还要不要继续往前冲？如果迈出这一步就被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谁还敢试错？
面对这种压抑的局面，一直冷眼旁观的邓小平，终于坐不住了。用当时北京流传的一句话说，这叫“京都老翁，坐看风起云涌”。老人家沉得住气，他知道很多事情太着急不行，得用事实来证明。眼看着局面僵持不下，1992年的春天，这位88岁高龄的老人，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南下的列车。
这一趟行程，可谓步步惊心，又步步生莲。
1月18号，专列停在武昌站。湖北的主要领导刚一上车，老人家连客套寒暄都省了，直奔主题，批评当时极其严重的“形式主义”。他要求大家多办实事，多做少说，文章要短而精。
紧接着，列车抵达深圳。原本安排老人家先休息，老人家换了件衣服，没到十分钟就出来了，催着大家：“我坐不住，你快点叫车，让我出去看看。”为什么这么急？外界一直有非议，说特区搞糟了，老人家必须亲眼看看。转了一圈下来，看到深圳翻天覆地的变化，老人家高兴地掷地有声：“那些人尽讲屁话！”
在深圳和珠海的这几天，老人家一路走一路看，心里的话像开闸的洪水一样倾泻而出。可是，老人家早已退下来了，他生前定下规矩，对他的活动不再做公开宣传报道。深圳市委当时严格遵守了这个规矩，虽然全程录音，硬是没敢在报纸上发一个字。
这时候，历史的偶然性和个人的担当就体现出来了。到了珠海，当时的珠海市委书记梁广大急了。他在接送老人家的船上，和广东省委书记谢飞一起，巧妙地引出话题，让老人家把心里话全讲了出来。听完这些事关国家前途命运的肺腑之言，梁广大下定决心：乌纱帽不要了，我也得把这些话报出去！
为了留下铁证，他派人跑到澳门紧急买了六个进口小型录音机，让随行干部走哪录哪，甚至叮嘱被视察企业的老总也买录音机备用。录完音怎么发？他采取了“曲线救国”的策略，先联系港澳媒体大篇幅报道，试探风向后，珠海特区报才跟进发表了通讯《邓伯伯，您好》。
深圳那边一看珠海动了，也按捺不住了。他们抽调笔杆子，全封闭熬了23个昼夜，写出了不提邓小平名字却句句体现南巡精神的“猴年新春八评”。直到3月26日，一万多字的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才终于在《深圳特区报》头版横空出世。几天后，《光明日报》、《人民日报》、新华社全文转载，南巡讲话终于如春风般吹遍大江南北。
这中间经历的各种提心吊胆、瞒天过海，现在听起来像看谍战剧，但在当时，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人，都做好了被降职甚至开除的准备。
讲了这么多历史细节，邓小平这次南巡，到底讲了什么石破天惊的话，能够瞬间扭转乾坤，让中国没有重蹈苏联的覆辙？
其实，最核心的秘密，就藏在老人家那一锤定音的一句话里：“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这句话，在今天看来似乎是经济学的常识，但在1992年，这就是劈开混沌的盘古神斧！
大家回想一下苏联是怎么死的？他们死在了一套僵硬的意识形态枷锁里。他们固执地认为，只有全盘的指令性计划经济才是纯粹的社会主义，任何市场的元素、价格的波动都是资本主义的毒药。于是，当经济已经病入膏肓时，他们不敢动用任何市场工具来治病，反而去搞乱七八糟的政治休克疗法。
而当时的中国，也正面临着陷入这个泥潭的巨大风险。如果大家天天坐在会议室里争论到底是姓社还是姓资，稍微搞点商品经济就被扣上复辟的帽子，那生产力还怎么发展？老百姓的肚子怎么填饱？
邓小平这句大白话，直接把整个国家从无休止的理论内耗中生拉硬拽了出来。他告诉全党全国：别去纠结那些虚无缥缈的标签了！能不能发展生产力，能不能增强综合国力，能不能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才是检验一切的唯一标准。黑猫白猫，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正是因为彻底放下了这种不必要的思想包袱，中共十四大才正式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目标。中国开始大胆地引进外资，鼓励民营经济发展，全面融入全球化浪潮。我们用市场这个工具，激活了十几亿人的创造力，这才有了后来中国经济连续几十年的狂飙突进。
苏联人在意识形态的牛角尖里钻到了死胡同，而中国人在关键时刻选择了脚踏实地、实事求是。这就是我们在苏联解体前夜没有重蹈覆辙的最根本原因。
放眼现在的世界，咱们面临的外部环境一点也不比90年代初轻松。逆全球化的寒风越刮越猛，某些大国为了维护霸权，不择手段地搞“脱钩断链”、筑起“小院高墙”。芯片封锁、贸易制裁、地缘政治摩擦，一波接着一波。
国内的经济转型也进入了深水区。传统的发展模式面临瓶颈，新旧动能转换伴随着阵痛，很多老百姓、企业家在面对不确定性时，心里同样会有焦虑和迷茫。这种时候，肯定又会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冒出来，甚至会有一些向后退的思潮出现。
面对今天的局面，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重温当年南方谈话的精神，答案其实一直就在那里。面对重重围堵，我们绝不能像当年的苏联那样，自己把自己封闭起来，或者为了迎合外部压力搞自乱阵脚的盲目变革。相反，我们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地依靠“改革”和“开放”这两个法宝。
最近的各种重要会议和政策接连落地，大家其实能清晰地看到一条主线：坚持高质量发展，全面深化改革。 面对别人的封锁，咱们的应对策略是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优化营商环境，用更加完善的市场机制来激发企业活力。我们不去和别人打毫无意义的口水仗，不去搞纯意识形态的对抗，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自身的硬实力上。
只要我们还牢牢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只要我们还在不断用改革的手段去破除阻碍生产力的条条框框，任何外部的狂风骤雨都无法将我们击倒。
三十多年前，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用无与伦比的政治智慧和勇气，为中国经济拨开了思想的迷雾。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时代的接力棒交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手上。前路或许依旧坎坷，也许还会遇到难以预料的风浪。只要我们心中那股实事求是、敢闯敢试的劲头不灭，这片土地就永远充满着向上的生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