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无小事
我带着孩子是九月到莱比锡的，十月就发生了匈牙利事件。
这个时间记得特别清楚，因为当时会连着时间一起说成“匈牙利十月事件”。在国内，事情离得远，消息也不多，感觉可能是与自己生活无关的，我们就不一样，好像已经直接卷在里面的样子。东德的气氛很紧张，我们那一片的苏联红军驻地明显加强了戒备，坦克都开到街上了，还多了许多站岗的人，担心德国人暴动。赵苏听到外面的动静就开了窗探出头去看，他是特别喜欢枪炮武器这些的，看到坦克兴奋得不得了，大呼小叫让我们快过去看。我吓得不轻，呵斥他赶紧下来，把窗户关上。在那样的气氛里，我很害怕，觉得子弹打过来都是可能的。谁知道会发生什么。
我们住的等于一个苏军的军队大院，楼上楼下，全是苏联军官，那一带遇上的也尽是苏联军人（或者是官，或者是兵）或家属，除非是为他们提供服务的德国人。我们住的那栋大楼平时挺安静的，那一阵子有几天也不太平了，楼道里有急匆匆跑过的声音，还有很大的说话声、敲门声。是不是当兵的来给军官传令，或是紧急集合之类，我们也闹不清楚。有次可能是敲错了门，敲到我们家，很大声地敲门，我们不应答，还让赵苏别出声，大气不出，根本不敢去开门，总觉得一开门就会有暴徒冲进来。“暴徒”是官方报纸广播里报道匈牙利事件常会出现的字样。
像是要增加恐怖气氛似的，有天傍晚突然电闪雷鸣，狂风暴雨。莱比锡原本是不大下雨的，那天却是真正的瓢泼大雨，而且下个没完。小孩是不知道怕的，赵苏还兴奋，拉着赵蘅趴在窗户那儿往外看，看到大风把树吹得东倒西歪，闪电把天空撕裂，听到暴雷像从头顶上滚过去，兴奋，认出了大雨中模糊的人形是苏联士兵在站岗，更是大呼小叫的。一个焦雷过后，房间里的灯泡震灭了，周围一下黑下来。后来是邻居克罗耶夫教授来问我们情况，而后冒大雨下楼弄来了蜡烛。他年纪比我们大，卫国战争中打过游击的，一点没有我们的惊惶。我们见他送蜡烛进来时打湿的头发，冻得通红的鼻子，真是感激得很。不光是感激，好像还有安全感。在那样让人忐忑不安的氛围里，来了这么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又忽然陷入黑暗，其情其景，让我联想起好莱坞黑白片时代的恐怖片。
我也算经历过些兵荒马乱的人，在昆明跑警报，到后来几乎是麻木的。在莱比锡，匈牙利事件并没有真正波及我们，不过是一些可怕的传言，和周围类似戒严那样的一种异样的紧张气氛。什么也没有发生，但我感觉自己比在国内经历战乱时更是提心吊胆。在陌生环境里和在熟悉环境里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昆明大轰炸时，一个炸弹下来，人没了也就没了，谁也帮不了你的忙，但冥冥中你总觉得是有靠的，这时在莱比锡，作为外国专家，其实有更多的照应，不会不管你的，苏联同事不也送温暖了嘛，可就是更觉得人心惶惶的，没着没落。
提心吊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孩子。我也不能说自己就无所谓，但要不是因为孩子，我想自己会镇静得多。我给大使馆写了份报告，要求把孩子送回国内：我们大人，要工作，坚守岗位是当然的，孩子有个三长两短呢？我觉得我的情况特殊，因好像只有我们是带了孩子来的。写报告之前并不是没有犹豫：当初为把孩子带来，僵持了那么长时间，好不容易上面允许了，这才来了多久？又要求送回去，不是添乱嘛。我跟赵瑞蕻说，他说不要打报告了，担心组织上印象不好，再说也没用。我想来想去，还是写了。太担惊受怕，顾不得许多了。
报告递上去，没了下文。匈牙利事件一出，都乱成一锅粥了，谁还能分神管这事？再说，他们怎么回去，谁送他们？使馆的人要到各处去向外派人员传达上级精神，讲形势，关于匈牙利事件，还有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究竟会发生什么事情，谁也不知道。恐怕和我打报告多少也有点关系，要解除我们的紧张，使馆一位姓胡的秘书干脆就把我们全家一起带上，跟他们一处走，他们到哪里传达，我们就到哪里。白天他们去传达，我们自己就到处溜达，晚上再在一起吃饭，这样等于我们到民主德国有外派人员的地方旅游了一圈。印象深的是魏玛，我们去参观了布痕瓦尔德纳粹集中营。纳粹集中营，最出名的是奥斯维辛，其实还有好多处都修建了，规模都很大。布痕瓦尔德离魏玛市区不远，难以想象，安静小城的旁边，就有这么个暗无天日的地方。听说和在书上报上看到与身临其境完全不一样，在集中营里边走边看，不用听介绍，我就有一种恐怖感。
几年前因孩子问题没出成国，但出国培训我是参加了的，虽然后来的活动基本缺席，大体的内容也都知道。有些事是一开始就说，反复说的，就是强调纪律，在国外和国内的不同，要谨慎小心，遇事不要自作主张，多汇报。有句话记不得是不是当时已那么说了，反正说来说去就那么个意思：“外交无小事”。“外交”不是外交部的事吗？倒好，甭管是干什么的，一出去好像都成办外交的了。
真的是“无小事”，连给不给小费这种也要郑重其事。出国前学习时设想过在国外会遇到的种种情形，特别交代过的，不给小费。社会主义国家，哪来的小费？那是资本主义的一套。给不给关系到国家形象的，给了倒显得我们觉悟不高。到那边才发现，人家还是有给小费的习惯。有次学校搞联欢会，跳舞，现场有乐队的，就是学校的乐队，一组三支曲子，演奏一阵就停下来，等着给钱，好像不给就罢工似的。我们都奇怪：不是社会主义了吗？怎么还这样？餐馆里也是要付小费的，我倒是比较习惯，服务生怕了盘子找钱给客人，客人把整钱拿走，零的留下就是小费，要是找的钱全拿走了，人家就不大乐意。我经常装糊涂像大意似的就算把小费给了——不是说“入乡随俗”嘛，而且我又不是党员。赵瑞蕻虽说也不是党员，却坚持不要给：交代说不要给的，给了不是违反纪律吗？
评：有意思，东德和苏联都是接受小费文化的。别问我怎么知道的。[捂脸][捂脸][捂脸]
当然这事并没有严格的规定，另一些比较大的问题上，就非常顶真了。比如说留学生不准谈恋爱，出国人员不准随便往国内带东西等等。当时在苏联和东欧，中国派出了一些留学生。莱比锡大概有几十人，他们生活上都很不习惯，周末常到我们家来聊天，做吃的。那时不像现在，中餐馆到处都是，莱比锡根本见不着，他们也不能自己做，到我家里也算是打牙祭吧。一来就是十好几人，我们用的是西餐餐具，一顿饭下来盘子一大堆，足有一百个以上，每次他们走了之后我都要洗到很迟。不少留学生跟我都挺熟的，有次就听说有个男生喜欢上了一个女同学，写情书，追，但那女的拒绝了：不是有纪律不准谈吗？男的失恋了，寻死觅活的，吃了药，但没死成，事情闹大了，好了之后就被遣送回国。这样的事，也许是被看成丑闻吧，给国家丢脸嘛。现在看看，原本是很平常的。
出国之前学习，最强调的就是国家形象，一连上这个，问题就大了。那年有个文艺代表团到德国演出，代表团中有京剧名角童芷苓，就是后来演《智取威虎山》杨子荣的姐姐童祥苓的姐姐，在莱比锡待了三天。中国的留学生兴奋极了，见到祖国亲人了嘛，代表团那些成员也很热情，主动提出来要帮着往国内捎东西。其实也没什么东西可捎的，有个学生托一名演员往家里捎一条西装裤，是出国时的制装费做的，在这边也不常穿，就当好东西带回去。那时出国的人都有制装费的，事关国家形象嘛，给的钱不是小数，够做不少衣服。赵瑞蕻出去时除西装之外还做了大衣，外面是很厚的呢，里面是丝绵的。也不知哪来的印象，都以为国外冷得很，事实上莱比锡不比南京冷多少，大衣几乎就穿不上。那学生在裤子口袋里放了一块手表，很普通的手表，也就几十块钱，没告诉帮他捎东西的演员。后来就查出来了，那演员吓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