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的上海，王世英后来跟人讲起脱险那天的细节，总是不忘提一句菜篮子里那棵没来得及下锅的大白菜。
那年他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租的是法租界石库门楼顶的亭子间。一个月三块大洋的房租，搁那时候不算最便宜，但也贵不到哪儿去。
楼上楼下住的都是拉车的、做小生意的、在厂里做工的，各忙各的营生，谁跟谁都不多打听。住亭子间的，本来就图个便宜，没人管你来路。他跟邻居碰上了就点个头，从不往深里聊。
王世英跟邻居说自己是从浙江来上海讨生活的，在十六铺码头给人跑腿，早出晚归，倒也说得过去。
他屋里东西不多，一张木板床，一张条桌，一个上锁的铁皮箱子。那箱子平时搁在床底下，落满了灰，看着像装破烂的，只有王世英自己知道，里头的东西要是亮出来，半个上海滩的地下组织都得翻天。
出事那天是个大晴天，王世英早起去菜场买菜。他拎着篮子走到常去的报摊，摊上那个卖报的年轻人照例递给他一份《申报》。王世英伸手接过来，顺手往篮子底下一塞，正要掏钱，觉着年轻人递报纸的手指头在他手心里点了两下。他抬眼，那年轻人正低头给人找零，眼皮都没抬。
王世英没停步子，拎着篮子往前走，拐进一条弄堂，在墙根底下把报纸抽出来。中缝里有一行铅笔字，写得很小：陈玉仁出事，你处危险，速清。
他把报纸叠起来塞进裤兜，继续往前走，在菜摊上买了棵白菜，又买了块豆腐，跟菜贩子讨价还价磨蹭了好一会儿，才拎着往回走。
一路上他没回头，也没加快步子，走到自己住的那条弄堂口，还停下来跟看弄堂的老头借了根烟火，点了支烟，站着抽了几口。
进房之后他反手把门关上，插上门闩，弯腰从床底下拽出那个铁皮箱子。
钥匙一直拴在裤腰带上，解下来开锁的时候，他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咚咚的，跟敲鼓似的。
箱子盖掀开，里头是一沓一沓的纸，有名单，有地址，有交通站的联络暗号，还有一些从苏区转来的报告。
这些东西烧起来不能冒烟，煤炉不能用，烟囱往外窜烟，弄堂里抬头就能看见。
他早有准备，墙角藏着个搪瓷盆，平时洗脸洗脚都用它，这会儿拿出来，把盆搁在地上，点火烧纸。
烧文件是个细活。一页一页往火里送，得用手轻轻按着，让纸烧透，又不能让火苗蹿太高。
灰烬也得用手捻碎，不能留下整张的字迹。他一边烧一边听外头的动静，弄堂里有小孩跑过的脚步声，有女人喊孩子回家吃饭的吆喝，有黄包车夫拉车经过的轱辘响。他听着这些声音，手上不停，心里默算着时间。
陈玉仁叛变的消息是什么时候传出来的，从他出事到开口招供需要多久，特务从他嘴里拿到地址需要多久，从拿到地址到派上门需要多久。他算来算去，自己最多还有两个时辰。
烧到一半的时候，外头有人敲门。王世英手里的纸顿了一下，火苗差点燎到手指头。
他没出声，也没动，就蹲在那儿听着。敲门声又响了两下，一个女人的声音问：王先生在家吗？是楼下的房东太太，来收这个月的房租。
王世英缓了口气，压着嗓子说了一句：生病了，躺着呢，回头给您送下去。房东太太应了一声，脚步声远了。
他继续烧，一页一页，一份一份。有些文件上头有油印的红字，烧起来冒一股怪味，他怕这味道散出去惹人注意，把窗户开了条缝，站在风口挡着。
烟往他身上扑，呛得他眼泪直流，也不敢咳嗽出声，憋着气，憋得满脸通红。
最后一份文件扔进火里的时候，他已经在地上蹲了整整四个钟头。腿早就麻了，站起来的时候眼前发黑，扶着墙站了好一会儿才缓过来。
盆里的纸灰堆了半盆，他用脚踩了踩，又蹲下去用手翻了一遍，确认没有留下半个能认出来的字，才把灰倒进煤炉里，掺上煤灰和烂菜叶子，搅成一团。
就在这时，他听见弄堂口传来汽车刹车的声音。
王世英侧身往窗外瞄了一眼。弄堂口停着辆黑壳子车，门开了，下来三四个穿深色长衫的，走路带风。皮鞋踩在石板上，咯噔咯噔响。步子太快，太齐，不像是来串门的。
他们站在弄堂口说了几句话，其中一个指了指他住的这栋楼，几个人就朝这边走过来。走路的架势不对，步子太快，太齐，不像是来串门的。
他没犹豫，转身推开窗户。这扇窗他早就试过无数次，往外一跳，脚能踩到隔壁屋子的屋檐，顺着屋檐往前走七八步，拐角处有个矮墙，翻过去是一条窄弄堂，穿出去就是另一条街。
他从窗户翻出去的时候，听见房门被人一脚踹开的巨响，木门撞在墙上，砰的一声，整栋楼都在震。
他踩着屋檐往前走，瓦片在他脚底下咯吱咯吱响，他顾不上那么多，只管走。
走到拐角处跳下去，落地的时候脚崴了一下，疼得他龇牙咧嘴，还是一瘸一拐地往弄堂里钻。
身后的屋里传来翻箱倒柜的动静，有人在喊：没人！窗户开着，刚跑！他听着这喊声，脚下不敢停，穿过窄弄堂，拐进另一条巷子，七拐八绕，走了差不多一袋烟的工夫，才在一个卖馄饨的摊子跟前停下来。
他要了碗馄饨，坐着慢慢吃。太阳照在身上，暖洋洋的，他低头喝汤的时候看见自己的手还在抖，筷子夹不住馄饨，在碗里滑来滑去。
他把筷子放下，两手捧着碗，凑到嘴边一口一口喝汤。馄饨摊的老板娘看了他一眼，没说话，往他碗里又添了勺汤。
吃完了，他掏钱结账，站起来往北走。走到一个弄堂口，他停住脚，靠墙站着，点了支烟。刚才跑得太急，崴了的脚这会儿肿起来了，疼得厉害。
他低头看了看，鞋脱不下来，就那么忍着。烟抽到一半，他想起屋里还有件换洗的衣服没带走，还有那双穿了两年的布鞋，还有房东太太早上送来的开水瓶，里头的水还没喝。
这些东西他都顾不上了，现在要想的是怎么跟组织接上头，怎么把陈玉仁叛变的消息传出去。
他想到了几个人。一个是开杂货铺的老刘，一个是修自行车的阿贵，还有一个是摆香烟摊的老太太。
这些人都跟他单线联系，互相不知道底细，他去任何一个地方，都能把消息递上去。
但他不能去，陈玉仁知道这几个联络点，特务这会儿肯定已经盯上了。他得想别的办法，用别的暗号，走别的路子。
烟抽完了，他把烟头往地上一扔，用那只没崴的脚踩灭，然后转身继续走。
走到傍晚，他进了一家小旅馆，用个假名字开了间房，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发呆。脚疼得睡不着，他爬起来打了盆凉水，把脚泡进去，泡了一会儿觉着好点，又躺回去。
这一夜他没合眼，脑子里过电影似的，把这几个月的接头、送信、碰头都想了一遍，看看还有没有别的漏洞。
天亮之后他出了旅馆，走到外滩，在江边站了很久。江上有船来船往，码头上人挤人，扛包的、叫卖的、拉客的，乱哄哄一片。
他找了个电话亭，往一个号码打了个电话。那边接起来，他说了一句话：货丢了，老板让回趟老家。那边沉默了一下，挂断了电话。这是约定好的暗号，意思是出事了，马上切断联系。
挂完电话他离开外滩，七拐八绕走到闸北，在一个弄堂里找到个剃头铺子。
他进去剃了个头，刮了脸，出来的时候换了个模样。剃头的老头手艺糙，把他头发剃得太短，露出头皮上几道褶子。他对着镜子照了照，觉着自己像个刚从乡下来的土包子，挺好。
之后的日子他换了三个住处，有两次差点跟特务撞上，都凭着机警躲过去了。
半个月后，他跟组织接上了头，把陈玉仁叛变的事一五一十说了。组织上根据他提供的情况，紧急转移了二十几个同志，切断了三条被特务盯上的交通线，避免了更大规模的损失。
很多年后，有人问王世英，那天烧文件的时候怕不怕。他说怕，怕得要命，手一直在抖，点火的时候划了三根洋火才划着。
但他又说，怕归怕，该烧还得烧，那些文件烧不完，不光自己得死，别人也得死。他是这么说的：干这行的，命是拴在裤腰带上的，今儿脱了鞋，明儿不知道还能不能穿上。但有些东西比命值钱，那些纸，一张就是一条人命，烧了，人就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