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夏天的那场雨，来得又急又凶，像是老天爷把攒了半辈子的委屈一股脑全倒了下来。
我那年二十四岁，嫁到周家已经第三个年头，男人周建军在县农机厂上班，一个月挣三十六块五，我在家照顾他多病的娘，还有个小姑子刚上初中。日子紧巴巴的，但总还算过得下去。
那天我原本是去镇上扯几尺布，给婆婆做条新裤子，她那条旧的膝盖都磨出洞了，补了三层摞着，看着寒碜。出门时天还晴着，走到半路忽然就阴了，黑云压着树梢滚过来，我紧跑慢跑还是被浇在半道上，浑身淋得透湿，怀里那几尺布用油纸裹着，倒是没湿。
雨点子砸在地上，溅起黄泥汤，路边的排水沟眼看着就满了。我躲在一棵老槐树底下，那树冠大，能遮些雨，可风一吹，枝叶间存的水哗啦啦往下泼，比外头还厉害。正没主意，远远听见有人喊我名字。
“秀兰！秀兰！”
我抹了把脸上的雨水，看见表嫂陈桂芬从路那头深一脚浅一脚地跑过来，撑着把破油纸伞，伞骨断了两根，耷拉着，风一掀就翻过去，她又翻回来，跑得气喘吁吁。
“我就说看着像你！”她跑到我跟前，把伞往我头顶挪，“这雨一时半会儿停不了，先跟我回家去！”
表嫂家就在前面李家坳，三间土坯房，院墙是碎砖头垒的，只有半人高，上面插着些仙人掌防鸡鸭。她男人李长福，是我男人周建军的亲表哥，长年在外省修铁路，一年到头回不了两趟家。表嫂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大的八岁，小的刚五岁，日子过得比我家还紧。
我跟着她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家走，雨灌进鞋里，袜子全湿了，脚指头在鞋里头打滑。到了她家院门口，那木门被雨泡得发胀，推的时候吱呀响，门轴里积的水往外冒。
“快进屋！”表嫂收了伞，拽着我往堂屋里钻。
屋里很暗，雨天的缘故，那盏十五瓦的灯泡还没开，省电。两个孩子挤在竹床上玩一副旧扑克，看见我进来，齐声喊了声“舅妈”，又低头玩去了。房梁上挂着几串干辣椒，墙角堆着锄头和箩筐，一张八仙桌摆在堂屋中央，桌腿底下垫着碎瓦片，因为地面不平。
“你坐，我给你拿毛巾去。”表嫂进了里屋，出来时手里拿了条蓝布毛巾，补着两块补丁，“干净的，擦擦头发。”
我接过来擦头发，那毛巾硬邦邦的，吸水性不太好，但好歹能把水蘸掉。表嫂又去灶房烧水，说给我泡杯姜茶驱寒。我看着她忙活，心里过意不去，站起来说不用麻烦，她回头瞪我一眼：“一家人说什么两家话！”
姜茶端上来，热气扑脸，我捧在手里，那搪瓷缸子掉了不少漆，露出里面黑乎乎的底子。喝一口，辣乎乎的甜，想必是放了红糖，我心里一热，这年月红糖金贵，她轻易舍不得用。
“这雨怕是要下到天黑。”表嫂坐在我对面，手里纳着鞋底，那是给李长福做的，千层底，纳了一半，“你今晚别走了，住下，明天一早再回。”
我犹豫了一下。按说表嫂家留宿，也不算什么大事，可我知道她家日子难，多一个人吃饭，那粮食是算着吃的。正想推辞，外头忽然打了个响雷，震得窗户纸都跟着抖，两个孩子吓得抱成一团。
“看见没，老天爷留你。”表嫂笑了，露出两颗小虎牙，她比我大两岁，可笑起来还跟个姑娘似的。
我只好应下。晚饭是棒子面糊糊，就着咸菜疙瘩，还有几个蒸红薯。两个孩子吃得香，小的那个把碗底都舔了。表嫂一个劲儿往我碗里盛，说红薯管饱。我看着她自己只喝了两口糊糊，心里不是滋味，把红薯掰了一半递给大的那个，孩子看看他妈，没敢接。
“舅妈给的就拿着。”表嫂说了话，孩子才接过去，小口小口地吃。
晚上天全黑了，雨还在下，哗哗的，没有停的意思。表嫂把两个孩子安顿在西屋睡下，又回来给我铺床。东屋是李长福在家时他们两口子住的，一张大木床，铺着稻草褥子，上面盖了层粗布单子。表嫂从柜子里抱出一床半新的薄被，灰底红花，还是她结婚时的嫁妆，一直舍不得盖。
“你睡这屋。”她把被子放在床上，压了压被角，“夜里凉，这被厚实。”
“我睡竹床就行。”我连忙说。
“竹床太硬，你睡不惯。”她摆摆手，“你睡床，我去西屋跟孩子挤。”
我拗不过她，只好应下。她走之前又检查了一遍窗户，说窗栓有点松，让我别开窗，然后带上门出去了，拖鞋声啪嗒啪嗒消失在走廊那头。
屋里安静下来，只有外头的雨声和风刮过屋檐的呜呜声。我躺在床上，那被子上有股樟木箱子的味道，闻着让人心安。我睁着眼看房顶，黑暗中只有模糊的轮廓，横梁上贴着的红纸已经褪成了粉色。想着明天回家还要给婆婆熬药，小姑子的作业不知道写了没有，周建军这个月发了工资得先还掉上次借队里的钱……想着想着，眼皮就沉了。
不知睡了多久，我忽然醒了。不是自然醒，是听见了什么声音。
雨小了些，淅淅沥沥的，但那个声音很清晰——院子里，有人在翻墙。
我浑身一紧，汗毛都竖起来了。那院墙只有半人高，上头插着仙人掌，可西边墙角那儿有一片仙人掌枯死了，秃了一大块，正好能让人翻过来。我听见鞋底蹭着碎砖头的沙沙声，然后是脚落地的闷响，很轻，像是光着脚踩在地上。
我大气不敢出，眼睛死死盯着窗户那边。窗纸映着些微光，看不清外头。那个脚步声从院墙根往堂屋门口挪，走得很慢，带着试探，有时停下来，像是听屋里的动静。
我脑子飞速转：表嫂一个妇道人家带着两个孩子在家，男人常年不在，这要是进了贼，她孤儿寡母怎么办？我轻手轻脚从床上坐起来，摸到床头柜上一把剪刀，那是表嫂纳鞋底用的，沉甸甸的，握在手里有点硌人。
我下了床，光着脚走到门边，把耳朵贴在门板上。脚步声已经到了堂屋门口，停了。然后我听见一个极轻的声音，像是用刀片拨弄门闩。那门是旧木门，门闩就是一根粗铁条，从里头插着，可那铁条有些年头了，外面的拨孔很大，要是有心，用薄铁皮就能拨开。
我心跳得咚咚响，像是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我深吸一口气，握紧了剪刀。
就在这时，西屋的门“吱呀”响了一声。
表嫂的声音从那边传来，带着睡意，却又透着股说不清的平静：“别费劲了，门没插。你从窗户进来，灶房那扇窗，上回你走的时候就没关严。”
我愣住了，手里的剪刀差点掉在地上。
门外的人显然也愣住了，拨门闩的声音戛然而止。过了好一会儿，我听见那人绕到屋后去了，脚步还是那么轻，但快了些。然后是灶房窗户被推开的响动，很轻，像是熟门熟路。
我僵在门后，脑子里一片空白。
表嫂的声音又响起来，这次是对我说的：“秀兰，你别怕，是你表哥。”
是我表哥。李长福。
他不是在外省修铁路吗？
我慢慢直起身，把剪刀放回床头柜上，手心里全是汗。外头的雨还在下，细细密密的，像是要把这个夜晚捂得严严实实。我听见灶房那边有脚步声进了屋，然后是表嫂压低了嗓子说话的声音，听不清说什么，但语气平稳，不像是有恶意。
我坐回床上，那床被子还搭在腿上，樟木箱子的味道又浮上来了。我忽然觉得这间屋子陌生起来，这间东屋，这张大木床，这床灰底红花的被子——它们都认识那个人，那个翻墙进来的人。
我抬头看横梁上褪色的红纸，想起三年前自己结婚时的样子，红纸还是新的，颜色艳得刺眼。周建军掀开盖头的时候，我低着头，听见外头鞭炮响，响完了，院子里落了一地红纸屑，第二天扫出去，被风吹得到处都是。
现在表嫂家的红纸已经褪成了粉白色，边角卷起来，积着灰。
我躺下去，把被子拉到下巴颏儿，闭着眼，却怎么也睡不着了。西屋的说话声很轻，断断续续，像是从另一个很远的地方传来。雨声慢慢小了，屋檐的滴水声开始清晰起来，一滴，两滴，三滴，砸在檐下的石板上，每一次都像是砸在我太阳穴上。
我翻了个身，面朝着墙。那面墙上有张旧年画，画的是个胖娃娃抱着条大鲤鱼，边角被潮气洇湿了，娃娃的脸模糊成一团。我盯着那团模糊的影子，脑子里嗡嗡的。
外头的风从窗缝里挤进来，凉飕飕的，吹在我后颈上。我忽然想起临出门时婆婆说的那句话，她说：“去了早些回来，晚上阴气重。”
我当时只当是老人嘴碎，没往心里去。
原来阴气重的，不是天气。
我闭上眼，暗暗告诫自己，今晚听见的，看见的，都烂在肚子里。可越这么想，耳朵越灵，灵得能听见西屋那边传来的，极轻极轻的，床板受压时发出的吱呀声。那声音像根细针，一下一下，扎在我脑子里。
窗外的雨不知什么时候又下大了。雨声里，我慢慢睡着了，做了个梦，梦里有人翻墙进来，站在我床前，看不清脸，只看见一双沾满黄泥的脚，脚背上青筋突起，像一条条蚯蚓。
第二天我醒来的时候，天已放晴，太阳从窗纸外头透进来，照得满屋亮堂堂的。我坐起来，头疼得厉害，像是昨晚那场雨全灌进了脑子里。
堂屋里，两个孩子在桌上吃饭，表嫂正往我碗里盛粥，看见我出来，笑着说：“睡好了没？雨下到后半夜才停，估摸路上滑，待会儿吃了饭再走。”
我在桌边坐下，端起碗，那粥熬得稠，里面放了切碎的红薯叶，绿莹莹的。我低头喝了两口，抬头看她：“昨晚……”
“昨晚雨大，雷响得很。”她打断我，眼睛看着孩子，“快吃，吃完上学去。”
我便不说话了。两个孩子吃完饭，背起布书包往外跑，小的那个到门口又折回来，从桌上拿了个红薯塞进兜里，被表嫂看见了，在他屁股上轻轻拍了一下：“就你精！”
我看着她追到门口，叉着腰骂了两句，声音里带着笑。太阳照在她头发上，那头发有些发黄，发尾分叉，用根黑皮筋胡乱扎着。她送完孩子回来，见我还坐在那儿发愣，便坐到我旁边，从篮子里拿了鞋底继续纳。
“秀兰。”她忽然叫我。
“嗯。”
“昨晚的事……”她没抬头，针在头皮上划了一下，又穿过鞋底，“你别跟建军说。”
我端着碗的手顿了一下，粥差点洒出来。
“这日子，谁都不容易。”她抬起头，看着我笑了笑，那笑容轻飘飘的，像极了早晨挂在树梢上的雾，“你哥他，在外头也不容易。”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沉默了好一会儿，才点了点头：“我知道。”
她没再说话，低头纳鞋底，针走得又密又匀。阳光从门口斜进来，落在她手上，那双手粗糙，指节粗大，虎口处裂着几道小口子。我想起昨晚听到的那些声音，又想起她刚才追着孩子骂的样子，忽然觉得心里堵得慌。
粥喝完了，我站起来收拾碗筷，她拦住我：“不用你刷，你收拾收拾回吧，路上滑，走慢点。”
我应了声，回屋叠好被子，把那床灰底红花的薄被方方正正地放在床尾。出门时，表嫂站在院门口送我，手里还拿着那只鞋底。我走了几步，回头看她，她冲我挥挥手：“下回来给你蒸白面馒头！”
我笑笑，转身走了。路还是泥泞的，我走得很慢，鞋底沾了厚厚的泥，越走越沉。走到村口那棵老槐树底下时，我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李家坳。表嫂家的房子被树影遮住大半，只露出半截院墙，墙头的仙人掌在太阳底下绿得发亮。
我蹲下身，把鞋底的泥刮掉。刮着刮着，鼻子忽然酸了一下。我也说不清是为了什么，为表嫂，为自己，还是为了别的。我只是蹲在那儿，把两只鞋底的泥都刮干净，然后站起来，继续往家走。
回到家，婆婆正在院子里晒衣裳，看见我回来，抬头看了眼天：“昨晚那雨，这么大，你也不说找个地方住下。”
“住了，在表嫂家。”我边说边把油纸包里的布拿出来给她看，“给您扯了几尺，做条新裤子。”
婆婆接过去，凑近看了看，嘟囔一句：“这布不孬，得花不少钱吧。”她翻来覆去摸那布，眼角有了点笑纹。我看着她佝偻着腰往屋里走，忽然想起表嫂纳的鞋底，那鞋底上密密麻麻的针脚，不知道攒了多少个夜晚。
那天晚上周建军下班回来，带了半斤猪头肉，说厂里发了几块钱加班费。一家人围在桌上吃饭，他问我昨晚上哪去了，我说在表嫂家住了一宿。他“哦”了一声，夹了块肉放到我碗里：“桂芬一个人带俩孩子不容易，你有空多去走动走动。”
我低头扒饭，那肉炖得烂糊，肥的化在米饭上，香得很。我嚼着肉，脑子里却浮起那个翻墙进来的黑影，和表嫂那句“你别跟建军说”。
我吞下那口饭，喉咙里像卡着什么东西，好半天才咽下去。
窗外月亮升起来了，照着院子里的水洼，亮晶晶的，像碎了一地的镜子。
我起身去洗碗，水凉得浸手，但我没缩回去。我想起一句老话，说女人嫁了人，就像这手里的碗，盛什么由不得自己，洗多凉的水也得受着。
可我又觉得，这碗总有洗完的时候。洗完碗，日子还是自己的。
灶火还在灶膛里跳，映得我脸发烫。我抬头看窗外，月亮挂在院角的槐树上，又大又圆，白晃晃的，照得满院子像是落了霜。
我暗暗想，今晚的月亮真白。
白得让人心里发慌。
日子像村口那条河，表面上看着慢悠悠地流，可河底的沙子一天天在变。从表嫂家回来后，我心里就揣了件事，像鞋里进了粒沙子，不大，可每走一步都能感觉到。
我没跟任何人提。周建军没提，婆婆没提，小姑子更不会知道。可这沙子就是磨脚，走路磨，坐着也磨。我照常每天早起给婆婆熬药，那药味苦丝丝的，从灶房飘出来，在院子里散不去，连鸡鸭都绕着走。
小姑子周小燕放了学，把书包往竹床上一扔，跑进灶房掀锅盖：“嫂子，今天蒸的什么？”
“玉米面馒头，还有咸鱼。”我蹲在灶前添火，脸上被火烘得发烫，“你手洗了没？”
她嘿嘿一笑，把黑乎乎的手在衣襟上蹭了蹭，抓了个馒头就往外跑。婆婆坐在门槛上择菜，抬头骂一句：“死丫头，一点规矩没有！”小燕早跑没影了，只留下院门在那儿晃。
我看着婆婆，她手里攥着把韭菜，黄叶子都舍不得扔，一片片摘干净。她的头发全白了，用根黑簪子别着，身上的衣服洗得发白，打着手臂弯处的补丁。周建军是她老来得子，宝贝得什么似的，那年我们结婚，她高兴得连着一个礼拜没睡好觉。可结婚三年，我肚子一直没动静，她的脸就一天天沉下来。
起初还好，只是吃饭时偶尔叹口气，说“谁谁家的媳妇又生了”。后来就变成含沙射影，说我“身子骨不行”。再后来，直接当着我面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周建军在的时候，还帮我说两句，后来也不说了，只是闷头吃饭，吃完就去厂里。
我娘走得早，这些话没人替我挡，只能自己咽。有时候夜里听见婆婆在西屋咳嗽，一声接一声，像是要把肺咳出来，我又觉得她可怜。一个人把两个孩子拉扯大，周建军的爹在他五岁那年就没了，婆婆守了半辈子寡，苦了一辈子，到头来也就图个孙子。这么一想，她那点刻薄，我也就忍了。
可忍归忍，心里总归是不舒服的。
那天下午我去河边洗衣裳，看见表嫂蹲在下游一块石头上，抡着棒槌敲打。我走过去，在她旁边找了块平的石头蹲下，把衣裳泡在水里。河水清亮，看得见底下的卵石和水草，太阳晒得水面发烫，脚泡在水里凉丝丝的。
“来了。”她抬头看我一眼，撩了把汗湿的头发，“你家男人呢？”
“上班去了。”
她点点头，继续敲她的衣裳。我低头搓衣领，那领子上一圈黑，要打两遍肥皂才洗得净。阳光照在河面上，碎成一片一片的，晃得人眼花。
“那晚……”我低着头，话到嘴边又咽回去。
“那晚的事，”她接过话，手里的棒槌没停，一下一下敲得实，“烂肚子里了。”
我抬头看她，她眼睛盯着水面，阳光下看，那眼睛其实很好看，双眼皮，睫毛密，只是眼角有些细纹。她发觉我在看她，转过脸来笑了一下：“怎么了，还惦记呢？”
“没有。”我又低头搓衣裳，搓着搓着，手就停了。
“秀兰，我知道你心里有疙瘩。”她把棒槌放下，在水里涮了涮，水声哗啦，“可这日子，各人过各人的，你不能理解的事多了去了。”
“我没别的意思。”我连忙说。
“我知道。”她看着我，目光平静得出奇，“你是好女人。可好女人也不能把日子过死喽。”
我不懂她这话是什么意思。她也没解释，把衣裳拧干，装进搪瓷盆里，端起就走。走了几步，又回头说：“过两天去集上扯几尺布给我那口子做件褂子，你眼光好，陪我去瞅瞅。”
我应了声。她走了，赤着脚，裤腿挽到小腿肚上面，两条腿又白又直，在河滩上踩出一串脚印。水漫过来，把脚印填满，又慢慢抹平。
我看着她走远，河风吹过来，把她的裤腿吹得鼓起来。我心里忽然生出一个怪念头——表嫂这样的人，本不该守着一座空房子的。
这念头一冒出来，我自己先吓了一跳，赶紧埋下头继续搓衣裳，搓得手都红了。
周建军晚上回来得晚，说厂里加班。我给他留了饭，热在锅里，他回来时我已经躺下了。他轻手轻脚地洗漱，上了床，带着股机油味。我背对着他，假装睡着了。他躺下后，手搭在我腰上，我僵了一下，没动。他叹了口气，翻过身去睡了。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觉察出什么。男人和女人，有时候睡在一张床上，比隔着一条河还远。
这样的日子过了几天，我越发觉得这个家像一口井，我坐在井底，抬头只能看见一小块天，蓝是蓝，可那一小块蓝，看着让人心里发空。
小燕倒是跟我亲。她虽然有时候淘气，但心眼不坏。有天晚上她跑来我屋里，凑在我耳朵边说：“嫂子，今天在学校，二丫说她看见我哥跟厂里那个会计一起走路，有说有笑的。”
我心里“咯噔”一下，脸上没带出来：“同事之间说个话，有啥稀奇的。”
“我不喜欢那个会计。”小燕撇撇嘴，“她烫头，狐媚子。”
我戳了她脑门一下：“小小年纪，从哪儿学的这些个话。”嘴上骂着，心里却像被人攥了一把。
那天夜里我又没睡好。翻来覆去，把周建军回来时身上那股若有若无的香皂味在脑子里过了无数遍。我劝自己别想，可越劝越清醒。直到天快亮时才迷糊过去，梦里又是那个下雨的夜晚，有人翻墙进来，踩了一脚黄泥，站在我床头，我喊不出声，也动不了。
醒来时浑身是汗，太阳已经老高了。我坐在床上发了会儿呆，听见外头婆婆在唤我，才赶紧起来。这一天过得浑浑噩噩，给婆婆熬药差点熬干了锅，小燕的铅笔盒摔坏了，我拿铁丝给她箍上，扎了手，血珠冒出来，红艳艳的一小滴。
我看着那滴血，忽然下定了决心。我要去趟集上，给自己买点东西。什么也不为，就是想给自己花点钱。自从嫁过来，我手里的每一分钱都掰成两半花，全花在这个家上，花在婆婆的药里，花在小姑子的学费里，花在周建军的袜子背心里。从没给自己买过一样像样的东西。
第二天逢集，我跟婆婆说去扯线，她没多问。集上人挤人，路两边摆满了摊子，卖布的、卖针头线脑的、卖老鼠药的、卖油炸馃子的，吆喝声此起彼伏，空气里混着各种气味。我挤到一个卖杂货的摊子前，看中了一个镜子，巴掌大，背面是红色的塑料壳，上头印着对鸳鸯，边上镶了一圈银边。我问多少钱，摊主说三毛五。我攥了攥口袋里的钱，犹豫了半天，还是买下了。
我把镜子揣进口袋，又去布摊转了转，看中一块浅蓝底白碎花的棉布，摸上去软和，想给自己做件短袖。问价，一块二一尺，我算了算，做件衣服得五尺多，就要六块多。我在摊前站了好一会儿，看着那布，眼前浮现出自己穿上它的样子。但最后我还是走了。
兜里那个镜子硌着大腿，凉凉的。我想，先买个镜子吧，衣裳以后再说。
回家的路上，我绕到了表嫂家。她正在院里喂鸡，一把把玉米粒撒出去，鸡们抢得欢。看见我来，她拍拍手上的碎末：“吃了没？”
“吃了。”我在院里的小凳上坐下，“从集上回来，顺路看看你。”
她擦了擦手，从屋里端了碗绿豆汤给我。那汤用井水冰过，凉丝丝的，喝下去浑身舒坦。我喝了两口，从兜里掏出那个镜子给她看：“刚买的，好不好看？”
她接过去照了照，笑着说：“好看，衬你。”又把镜子翻过来看背面，“这鸳鸯印得真鲜亮。”
我拿回来，又揣回兜里。太阳晒得院子里暖洋洋的，一只老母鸡领着一窝小鸡在墙角刨食，咕咕叫。我忽然觉得鼻子有点酸，也不知道为什么。
“表嫂，你说这日子，过的什么劲。”我低头看自己的手，指尖有肥皂水泡过的苍白，“整天伺候老的，伺候小的，伺候男人，轮到自己，连块布都舍不得买。”
她没接话，在我旁边蹲下，从地上捡了根树枝，在泥地上画圈。画了好一会儿，她才开口：“秀兰，你有没有想过，自己到底要什么？”
我抬头看她。她没看我，还在画圈，那圈一个个叠着，乱糟糟的。
“我不知道。”我实话实说，“有时候我想，也许有了孩子就好了。有了孩子，这日子就有奔头了。”
她轻轻叹了口气，把树枝扔了，拍拍手上的土：“孩子是要生，可不能光指着孩子。你指着他，他长大了还是要飞的。到时候你怎么办？”
我没话说。她的话扎进我心里，像根细刺，拔不出来。
“我在这李家坳住了快十年。”她看着院墙外的树，声音慢悠悠的，“你哥常年在外面，头两年我还天天盼着他回来，后来不盼了。盼也盼不回。我就带着两个小的，种地、喂鸡、磨面、做鞋。一天天下来，发现日子也就那么回事。你越较劲，它越拧巴。”
“那……”
“你是想问我那晚的事？”她忽然转头看我，眼神直直的，没有闪躲。
我没想到她这么直接，一下噎住了。
她笑了笑，那笑容有点苦，又有点说不清的东西：“那事，我自己也说不清。你别看我表面上没事，其实那些年，夜夜睡不着。听见外头狗叫，心就提到嗓子眼。有一回刮大风，门被吹得咣咣响，我搂着两个孩子缩在墙角，一晚上没合眼。后来他回来了，偷偷摸摸的，像做贼一样。我本该生气的，可气不起来。他站在我跟前，人瘦了一圈，风尘仆仆的，我从灶房给他下碗面，他吃得跟饿狼似的，边吃边掉眼泪。他说在工地上累得腰都直不起来，老板拖欠工钱，他们跟人家干了一架，差点没回来。他说这些的时候，声音都是抖的。”
她顿了一下，眼睛望向远处：“一个女人，等了一年多，等回一个满身是伤的男人。你能怎么办？你只能给他下面，让他吃顿热乎的。”
我鼻子一酸，差点掉下泪来。我忽然理解了那个雨夜里，表嫂语气里的那种平静。那平静不是不在意，是已经磨得没了脾气。
“那他不走了？”我轻声问。
“走。”她收回目光，低头看自己的脚，“又走了。这回走得更远，去了青海。”
“什么时候走的？”
“昨天。”她站起来，拍拍裤腿上的灰，“我给他做了双新鞋，厚底的，青海冷。”
我张了张嘴，不知道该说什么。风从院门口吹进来，把晾在绳子上的衣裳吹得飘起来，像几面褪了色的旗。
表嫂转身往屋里走，走到门口，回头跟我说：“你那块蓝花布，扯了去吧。别省着。女人得给自己留点念想。”
她的背挺得直直的，进了屋，消失在门后的阴影里。
我坐在小凳上，坐了好一会儿。那只老母鸡领着鸡崽从我脚边走过，鸡崽毛茸茸的，挤成一团，跟着母鸡转来转去。我忽然觉得很累，累得连呼吸都费劲。
可同时，心底又有种说不清的东西，像被雨浇过一夜的种子，正一点一点，拱破干硬的土皮。
我摸了摸口袋里的镜子。镜面冰凉，印着我的指头纹。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在屋里，把门闩插得严严实实。我坐在床边，掏出那面镜子，对着自己照。灯是十五瓦的，昏昏黄黄，镜子里的人影模糊，像隔着一层水。我看着看着，忽然觉得镜子里的人很陌生。那眉毛，那眼睛，那嘴唇，都是我的，可又都不是我的。
我忽然想笑。说不上来为什么，就是觉得好笑。我冲着镜子里的人咧了咧嘴，镜子里的人也冲我咧了咧嘴。那笑容很虚，像水面上的浮萍。
我放下镜子，躺到床上，眼睛盯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个洇开的水渍，形状像条鱼，又像片树叶。我想起白天在河边，表嫂说“日子不能过死喽”。可这日子，怎么才能不死呢？
我不知道。但有个念头像萤火虫一样在脑子里一闪一闪：明天，去把那块蓝花布扯了。
就为这个念头，我翻来覆去半夜，直到后半夜才睡着。奇怪的是，这晚没做噩梦。一觉到天亮，醒来时太阳正从窗缝里往里挤，细细的一线，落在地上，像根金线。
我坐起来，决定去把布扯了。
不为什么，就为那面镜子。
镜子背后有对鸳鸯。
鸳鸯该在水里游的，不该在泥里爬。
我不去集上了。
那块蓝花布，我终究没有买。
那天早晨我揣着钱走到村口，又折了回来。那七块钱在我手心里攥得发烫，走一步，心就揪一下。最后还是没舍得。
我把它藏进了装衣裳的木箱最底层，和那面小镜子锁在一起。我想，等哪天日子松快点再说吧。可日子什么时候能松快呢？我自己也不知道。
中秋节过后，婆婆的病重了些，咳嗽起来没个完，有时整夜整夜地咳，我在西屋这头听见她房里像拉风箱似的。我起来给她端水，她喝了，又躺下，灯也不敢开，怕费电。我摸黑往回走，脚指头撞在门槛上，疼得我直吸气。
第二天早上周建军照常去厂里上班，临走前叮嘱我：“给娘抓点药，别舍不得钱。”我应着，伺候他吃完早饭，看着他骑上二八大杠走了。他骑车的背影，腰板挺得直直的，看着比在家里精神。我忽然想起小燕说看见他和女会计一起走路的事，胸口钝钝地疼了一下。
抓了药回来，在村口碰见了邻居胖婶。胖婶嘴碎，拉住我问这问那，问你男人厂里是不是新来了个年轻女的，啧啧，那头发烫得跟卷毛狗似的。我脸上挂着笑，说不知道。胖婶又叹口气，说秀兰啊，你也得打扮打扮，这结了婚也不能太素净。我笑得脸都僵了，逃一样回了家。
进了院门，小燕正坐在台阶上哭，书包摔在地上，本子散了一地。我忙问怎么了，她抽抽搭搭地说是同学笑她鞋破。我低头一看，她那双鞋的鞋头果然张了嘴，露出半截灰袜。我心里一酸，让她别哭了，晚上给她补。
补鞋的时候，小燕搬个小凳坐在我旁边，歪着头看我穿针引线。她忽然说：“嫂子，你比我们班同学她妈好看。”我笑了，戳她脑袋：“嘴跟抹了蜜似的。”她认真地说：“真的。你要是穿上那件蓝花布做的衣裳，一定更好看。”
我手上停了停，没说话。
晚上周建军回来得早，带了半只烧鸡，说是厂里发的过节福利。婆婆难得地笑了，叫我把鸡撕开，给周建军撕个大鸡腿。我撕了，把另一只鸡腿给了小燕。周建军把自己那只也夹到小燕碗里：“哥不爱吃鸡腿，你吃。”小燕高兴得眼睛都弯了，啃得满嘴是油。
我低头啃鸡脖子，肉少，都是骨头，但我啃得认真。周建军看了我一眼，想说什么，又没说，起身舀了碗汤推到我手边。那汤油汪汪的，浮着葱花，我看着，忽然就没了胃口。
夜里我躺下了，周建军还没睡，靠在床头抽烟。屋里没点灯，只看见烟头一明一灭，像只红眼睛。他抽完一根，又点一根，烟雾腾起来，从窗缝漏进来的月光里，像一条条白蛇。
“秀兰，你睡了吗？”他忽然问。
我闭着眼没作声。
“我知道你心里有气。”他声音很低，像是从喉咙里挤出来的，“我……我也难。厂里现在效益不好，整条线差点停了。娘身体又这样，我……”
我仍然没作声。他叹了口气，把烟掐了，窸窸窣窣躺下。床板响了几下，然后安静了。黑暗中，他的呼吸在我耳边，一起一伏，像浪潮。
我睁开眼，看着天花板上的水渍。今晚月光淡，看不清了，黑乎乎的一片。我忽然觉得这房间像只盒子，我和他，就是盒子里两条并排躺着的鱼，嘴一张一合，却听不见彼此在说什么。
过了好一会儿，我翻过身，轻轻抱住了他的胳膊。他身子一僵，然后把我揽进怀里。他身上有烟草味，混着厂里的铁锈味，还有一点说不清的味道。我把脸埋进他胸口，没说话。他的手在我后背上一下一下拍着，像在哄孩子。
我忽然就哭了，没有声音，眼泪洇进他的背心里。他感觉到了，没说话，只是把我抱得更紧了些。
第二天起来，我眼睛肿着。周建军看了我一眼，说：“别多想了。这个家，我会撑着的。”我点点头，把稀饭端上桌。婆婆咳嗽着从里屋出来，瞅了我一眼：“眼怎么肿了？谁给你气受了？”我摇摇头说没有。她哼了一声：“这个家不缺你吃穿，别一天到晚拉着个脸。”
我刚要说话，周建军在桌下按了按我的腿。我忍了。
上午去河边，又碰见表嫂。她在洗被单，那被单大，她一个人拧不干，我过去搭了把手。两个人一人抓一头，反着使劲，水从布缝里挤出来，哗啦哗啦，溅了一地。拧干了，她的脸涨得通红，额角都是汗。
“中午去我家吃面。”她说。
我摇了摇头：“不了，家里还有事。”
她也不勉强，把被单搭在河滩的大石头上晒着，自己坐下喘气。我在她旁边坐下，脚伸进水里，凉气顺着脚心往上蹿。
“那布买了没？”她问。
“没有。”
她侧过头看我，有点意外：“怎么没买？”
我笑了笑，拿脚拍水：“舍不得。”
她不说话了，眼睛眯起来看对岸。对岸有人在犁地，牛慢悠悠地走，犁铧翻开黑油油的土。她看了很久，才说：“我下个月去趟省城。”
我吃了一惊：“去省城干啥？”
“我二姨在那边给人当保姆，前阵子写信来，说那家还缺个人，让我去试试。”她的声音很平，像在说一件极平常的事，“一月给四十块，包吃住。”
“那俩孩子怎么办？”
“送他奶奶那儿去。”她低头揪着石头缝里的一根草，“离得也不远，五六里路，我每个月回来一趟。”
我看着她，忽然觉得她不像是那个在河滩上抡棒槌的农妇了。她的侧脸在太阳底下，显得异常坚定，像被风磨得发亮的石头。
“你哥知道吗？”我轻声问。
“写了信去了，还没回音。”她站起来，把被单翻了个面，“不过我想好了。人不能总在原地耗着。”
我张了张嘴，想说“你是好样的”，可话到嘴边又觉得轻飘。我只是点了点头，说：“路上当心。”
她笑了：“等我挣了钱，回来给你买布，蓝花布。”
我也笑了，眼睛却有些模糊。那天从河边回来，我一路走得飞快，像有什么东西追着我。到家后，我把自己关在屋里，从木箱最底层翻出那七块钱，放在手心里。七张一块的，被汗浸得有些黏，边缘发毛。
我把钱一张张捋平，又放回去。然后我做了个决定。
我要跟周建军好好谈一次。谈这个家，谈我，谈我们。不是吵架，不是冷战，就是面对面，把话说明白。
晚上他回来，我炒了盘腊肉，又拌了个黄瓜。他有些意外，问我是不是有好事。我没说话，只把菜端上桌。等婆婆和小燕都睡了，我拉他坐在堂屋里，给他倒了杯水。
“建军，我想跟你商量个事。”
他看我一眼：“啥事？”
“我想出去找点活干。”
他端着水杯的手停住了，眉头慢慢皱起来：“你？你会干啥？”
“我可以去镇上的裁缝铺问问，我小时候学过缝纫，能踩缝纫机。”我把准备好的话一五一十说出来，“娘的药费每月得十几块，小燕的学费也要钱，光靠你一个人……”
“我会想办法。”他打断我，声音硬邦邦的，“你出去抛头露面的，街坊邻居怎么看？娘怎么看？人家还以为我周建军养活不起老婆了。”
我没想到他反应这么大，一时卡住了。他看着我，眼里有光在跳：“秀兰，外头没你想的那么容易。你一个女人，出去能挣几个钱？还不够让人占便宜的。”
“我没说出去容易。”我努力让声音稳着，“可你也说了，厂里效益不好。咱不能坐吃山空。”
他把水杯重重一放：“这事没得商量！”
说完站起来，头也不回地进了屋，把我一个人撂在堂屋里。桌上的水杯还在晃，水面一圈圈荡开，最后归于平静。我坐在那里，手在膝上攥成拳头，攥得指甲陷进肉里。
那一夜，我们又分头睡的。我蜷在床边上，他躺在另一头，背对着我。被子中间空着，风从那条缝里钻进来，凉透了我半边身子。
我睁着眼，想了很多。想我娘，想我爹，想我还没嫁人时的日子。我娘活着的时候，常跟我说，女人要忍，忍一忍，一辈子就过去了。可她一辈子没忍出头，四十岁就没了。我爹后来又娶了一个，我便成了多余的人，拖到二十一岁，经人介绍嫁给了周建军。那时候觉得周家虽然穷，可周建军人老实，不赌不喝，是个过日子的人。结了婚才知道，老实人也有老实人的犟，那犟起来，比石头还硬。
天快亮时，我做了个决定。
他不让，我也要去。
第二天一早，等周建军出了门，我换了件干净的衣裳，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往镇上去。镇上裁缝铺的老板我认识，姓孙，五十来岁，手艺好，一条街的人都找他做衣裳。我进了铺子，他正给一个老太太量尺寸，看见我，点点头：“周家媳妇，做衣裳？”
我说明来意。他上下打量我一眼：“会踩缝纫机？”
“会。我娘在世时教过我，家里那台蝴蝶牌的，我踩了五六年。”
他放下软尺，从后头指了台机器：“你试试。”
我坐过去，踩着踏板，机器嗡嗡响起来，针起针落，走了一道，线又直又匀。他拿了块碎布让我车个口袋，我三下五除二就车好了，针脚细密。他拿起来看了看，又翻过来看背面，点点头：“手艺还行。但丑话说前头，我这儿活多，工钱按件算，做得多挣得多，你干不干？”
“干。”我一口应下。
“那明天过来，先干着。头三天没工钱，算你学手。”他说完又去招呼老太太了。
我出了铺子，太阳明晃晃地照着街上，照得石板路发白。我心跳得很快，像是做了什么了不得的大事。路过布店时，我停下来，隔着玻璃窗看了一眼那匹蓝花布，它还在老位置，蓝底白花，像一小片晴天。
我没进去，只是看着它笑了笑。
等我挣了钱，第一件事，就是把它买下来。
回到家，婆婆看见我，奇怪道：“大上午的去哪了？”我说去镇上转了转。她不信，但也没追问。小燕从学校回来，扑进我怀里，说学校组织跳绳比赛，她跳了第一名。我抱着她，心里说，嫂子要给你买双新鞋。
周建军晚上回来得晚，我给他留了饭。他吃完，又要回屋睡，我拦住他。
“我今天去镇上，在孙裁缝那儿找了个活，明天开始做。”
他的脸一下子黑了，像乌云压顶。他压着嗓子说：“我是不是昨晚上跟你白说了？”
“建军，我不是跟你对着干。”我抬头看着他，没躲，“这个家光靠你一个人，撑不了。娘的病要治，小燕要念书，以后还要盖房子。我出去挣一点，总能宽宽手。”
他盯着我，好半天不说话，胸口一起一伏，像压着块石头。最后他狠狠甩了句：“你非要去，去了就别回来！”
他摔门进了里屋，那门板震得哗啦响。我站在堂屋里，耳朵嗡嗡响。
我不知道自己站了多久，直到月亮从窗户漏进来，铺了一地。我慢慢走到院子里，坐到老槐树下的石墩上。树上的槐花已经落尽了，只剩叶子，在风里沙沙响。
我抬头看月亮。快中秋了，月亮一天天圆起来，白得冷冽。我伸手摸口袋，那面小镜子还在。我掏出来，借着月光照。镜子里的人很模糊，像沉在水底。我看不清自己的脸。
可我知道，那是我。
那个要去踩缝纫机的女人。
我攥紧镜子，镜沿硌着掌心，有点疼。
疼得真实。
第二天一早，我出门时，周建军还在床上。我站在里屋门口，轻声说：“我走了。”
他没应。被子蒙着头。
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转身出了院子。院门口的鸡崽子们跟了我几步，咕咕叫着，又折回去了。我出了村，往镇上去，脚步很快，耳边有风。
那年秋天，我二十五岁。镇上到村里的路，四里三分。我走了一个来回，走得脚底板起了泡。可我心里不疼，反而有些轻。
孙裁缝的铺子不大，靠墙一排料子，颜色从深到浅，像一道虹。缝纫机摆在窗下，阳光斜着打进来，把踏板上的铁蹭得发亮。我坐在那台蝴蝶牌缝纫机前，脚踩着踏板，手推着布，针尖上上下下，像在缝一张看不见的网。
我在这张网上，头一次觉得自己是站着的。
孙裁缝的铺子门脸不大，青砖灰瓦，门头上挂着块木板招牌，上面“孙记裁缝”四个字被风雨侵蚀得模糊了边角。铺子里头堆满了布料和成衣，靠墙一排立柜，上面摞着各色布匹，下面塞着包袱皮和零头布。一张三尺宽的木台，孙裁缝总在那儿画线裁布，粉笔灰落得满台都是。我和另两个女人挤在窗下，各人守着一台缝纫机，从早踩到晚，机子嗡嗡响成一片。
头几天，我做得慢，一天只能车七八件衣裳。孙裁缝倒不催，只提醒我：“线要走直，针脚要匀，你做的活，人家穿在身上，就是你的脸面。”我把这话记在心里，每件衣裳车完，都要翻过来检查一遍，线头剪干净，口袋对齐，领子翻平。慢慢地，手熟了，一天能出十几件。
铺子里的另两个女人，一个姓刘，四十来岁，圆脸，见人就笑，嘴一刻不闲，东家长西家短，从开铺说到打烊。另一个姓何，跟我年纪相仿，瘦高个，不爱说话，低头一做就是一天，连水都很少喝。孙裁缝私下跟我说，小何技术最好，你多跟她学。
我试着跟她搭话，她总是不冷不热，问三句答一句。我也不恼，只是每天去了先把她机器旁边打扫干净，见她杯子里没水，就顺手满上。过了小半个月，她忽然问我：“你家男人让出来做工？”我点点头：“不让也得出来，日子过不下去。”她低头车着一条袖子，嘴角动了动，没再问。
后来我才从刘姐嘴里知道，小何的男人在煤矿上出了事，走了三年了，她一个人带着个儿子过。婆家跟她抢孩子，闹得厉害，最后孩子归了她，却一分钱不给。她出来做缝纫，一个月挣的钱全填了孩子嘴。我听了，再去看小何的背影，就觉得那根脊柱挺得太直，直得让人心酸。
我自己家里，周建军自打那天早上没应我，就跟我较上了劲。我每天天不亮出门，天擦黑才回，他从不问我在铺子里的事，吃饭时也不怎么看我。婆婆更是冷言冷语：“女人家天天往外跑，像个什么样子，村里人看见该说闲话了。”我没争辩，只是每晚回来把该做的事全做了，饭照做，碗照刷，衣裳照洗。
有一天我回家，发现院门从里面插着。我敲了半天，小燕跑出来开门，小声说：“哥让插的。”我进了堂屋，饭菜都吃过了，桌上给我留了一碗凉了的稀饭和半块咸菜。我坐下吃，那稀饭结着一层皮，我一口口咽下去，凉气从喉咙一路坠到胃里。
第二天早晨，我出门时故意把门带上，没像往常那样轻手轻脚。周建军从里屋冲出来，指着我说：“你非要把这个家搅散是不是？”我看着他，没说话，背起布包就走了。身后他摔了什么东西，我听见一声碎响，像只碗。大概是给我留着的那只。
那天我在缝纫机前坐了一天，针尖断了两次。小何看了我一眼，说：“心不静，活就不稳。”我点点头，重新上了根针，深吸一口气，手慢慢稳下来。孙裁缝让我车一件的确良衬衫，那料子滑，不好掌控，我额头冒了层细汗，手里的布像条活鱼一样往旁边溜。小何看不下去，站起来走到我身后，弯下腰，手把手教我：“手放松，别跟布较劲，顺着它走。”她的手指又细又长，覆在我手背上，带着缝纫机油的味道。我照她说的做，果然顺了，针脚服服帖帖地走过去。
那天下班前，孙裁缝把我叫过去，拿着我车的衬衫对着光看了看，点头说：“可以了。从明天起，工钱按正常件数算。”我心里一块石头落地，正要道谢，他又补一句：“你比刚来的时候强多了。女人能吃苦，就没有过不去的坎。”
我出了铺子，天已经暗了。街边的路灯隔着很远才有一盏，昏昏黄黄，像年画上褪色的月亮。我走得快，因为知道家里那碗稀饭在等我，也可能连稀饭都没了。但我心里不虚，口袋里装着我今天挣的三块二毛钱，那是我的力气换来的，谁也不能夺走。
走到村口，老槐树黑黢黢地站在那儿，像个人。我习惯性地放慢脚步，树下果然坐着个人，烟头一明一灭。我走近了，发现是周建军。他看见我，站起来，烟头扔在地上用脚踩灭，火星溅起来，又落下。
“咋回来这么晚？”他说，声音哑哑的。
“活多。”我站在那儿，心跳得有些快。
他看了我一眼，月光下那张脸拉得很长，胡茬青黑，像好几天没刮。他转身往家走，我跟着，两人之间隔着一步远，谁也没再说话。进了院门，他径直进屋去了。我去灶房揭锅，锅里有饭，还热着，稀饭上卧着个荷包蛋，蛋白煎得金黄，边角焦脆。
我端着碗站在灶房门口，眼泪差点掉下来。我知道这是他做的。他只会做这一样。
那晚我躺下后，他忽然说：“娘的咳嗽又重了，昨晚上咳了半宿。”我嗯了一声，说：“明天我早点回来，带她去乡卫生院看看。”他沉默了一会儿，又说了句：“别太晚，路上黑。”我说知道了。他翻了个身，背对着我，但我听见他长长吁了口气，像卸了点什么。
日子就这么别别扭扭地往前熬。家里和铺子两头跑，人累得像根两头燃的蜡烛。可我心里那盏灯，倒比从前亮堂了些。每天踩着缝纫机，脚一上一下，跟日子合着拍子，有节奏地往前蹬，比在家里仰人鼻息强。
过了不久，孙裁缝接了个大活，给镇上的中学做二百套校服。蓝裤子白衬衫，料子堆了半间屋。铺子里三个女人加他一个，从早忙到晚。我每天车到手指发麻，回家连端碗都抖。有一天车着车着，眼前一黑，差点栽在机子上。小何一把扶住我，说：“你嘴唇都白了，赶紧坐下歇歇。”她给我倒了碗糖水，我喝下去，才缓过劲来。
刘姐叹气说：“你婆婆身体不好，家里事多，自己还这么拼。图什么？”我笑了笑，没说话。图什么？我也问过自己。图的不就是一个“活”字。活着，能把日子往前推一步是一步。
那天回家，我发现婆婆躺在里屋，脸色蜡黄，咳嗽声像从胸腔深处扯出来的，一声连一声，震得窗纸簌簌响。我扔下包，赶紧去灶房熬上药，又倒了温水给她拍背。她咳了好一会儿，才慢慢平息下来，斜靠在枕头上，脸瘦得只剩一把骨头。
“建军还没回来。”她哑着嗓子说。
“我去厂里看看。”我转身往外走。天已经全黑了，风从村巷里穿过，带着泥土和秸秆的味。我走到半路，碰见邻居胖婶，她拉住我，神色慌张：“秀兰，我正找你。你男人在厂里出事了！”
我的脚像踩进冰窟窿里，整个人从脚底麻到头皮。我顾不上多问，撒腿就往农机厂跑。工厂大门半开着，门口的灯亮得刺眼。我冲进去，抓住个人就问，有人指指后头仓库。我跑到仓库前，看见黑压压一堆人围着，周建军坐在地上，一条腿上全是血，裤子划得稀烂。
我拨开人群挤进去，蹲在他面前。他抬头看我，脸色惨白，嘴唇乌青，看见我，居然挤了个笑：“没事，铁皮刮的，没伤着骨头。”我一句话说不出来，手抖着去捂他的伤口，血从指缝里往外冒，热乎乎的，烫得我喉咙发紧。
工友们帮忙把他送进了乡卫生院。医生清创包扎，说伤口不浅，缝了十几针。他躺在病床上，右腿包得像个白粽子。我守在旁边，一整夜没合眼。后半夜他发了烧，我一遍遍用冷毛巾给他擦脸擦脖子，他的手从被子里伸出来，握住我的手腕，握得很紧。
“秀兰，家里……靠你了。”他说。
我忍着泪，点点头。
第二天我让胖婶帮忙照看婆婆，自己又去了趟铺子，把情况跟孙裁缝说了。老孙没多话，从抽屉里拿了二十块钱，说：“先拿去用。校服的活我给你留着，安顿好了就回来。”我捏着那二十块钱，鼻子酸得厉害，给他鞠了一躬，转身就跑。
周建军住了一个星期院。他腿上的伤慢慢长新肉，痒得他直咧嘴。我每天在家和卫生院之间跑，家里还有一老一小。小燕放了学，主动去灶房烧火煮粥，端到哥哥床前。周建军看着妹妹，眼圈红了，说：“哥没用。”小燕摇头：“我哥最厉害。”她趴在他床边，小声说：“你以后别跟嫂子吵了。”
周建军抬头看我。我正拧毛巾，侧过脸去不看他。他沉默了很久，说：“等我腿好了，我送你上班。”
我手上一顿，没回头。
那二十块钱，我后来连本带利还给了孙裁缝。他说不要利钱，我硬塞给他，买了包烟。铺子里的人都知道我男人出了事，刘姐塞给我两斤鸡蛋，小何给我儿子织了双小手套，说快冬天了，用得上。我看着她给我的手套，灰蓝两色毛线织的，厚实得很，针脚细密。我知道她儿子比她高一个头，这手套不是给她儿子织的。
我就这样在镇上和村里来回跑，像一台不知疲倦的缝纫机。有时夜里躺在周建军旁边，听他呼吸匀净地睡，我会想起那个雨夜，想起表嫂翻墙进来的男人。我忽然理解了那种说不清的委屈。女人这辈子，有时候就像件衣裳，被人穿旧了，磨破了，还得自己找个角落，一针一线地补。
周建军的腿伤好了以后，果真每天早上送我到村口，看着我走远才回去。他知道我不让他去铺子门口，怕别人说闲话。他就在村口那棵老槐树下站着，有时手里拿把镰刀，装作要去割草。我回头看时，他总站在那里，远看跟棵树一样。
月底结算工钱，我领了四十八块五。那钱沉甸甸的，是我一个月起早贪黑挣来的。我留了二十块给婆婆买药，留了十块给小燕交下学期的学费，又拿出八块给周建军买了条新裤子，再给自己的木箱里存了十块。剩下的零头，我买了两斤白面和半斤猪肉，包了顿饺子。
饺子端上桌时，一家人都没说话。婆婆吃了一个，放下筷子，看着我：“你……真在缝纫铺挣着钱了？”我点点头。她没再说什么，把剩下的饺子一个个吃完了。周建军吃到第二个时，突然咳嗽起来，我给他倒了水，他说：“这饺子，真香。”小燕吃得满嘴流油，说以后要天天吃饺子。我笑着戳她：“美得你。”
晚饭后我在灶房刷锅，周建军走进来，从后面抱住我。他下巴抵在我肩上，呼出的气热烘烘的。我手上全是洗碗水，没擦，就让他抱着。灶膛里的火还跳着，把两个人的影子投在墙上，晃成一个。
“秀兰，以前是我不对。”他说。
我吸了吸鼻子，说：“过去就过去了。”
他把我扳过来，看着我：“以后这个家，你拿一半主意。”
我笑了，把沾着水的手在他鼻子上点了一下：“那我说了算的地方，你可不许反悔。”
他抓住我的手，放在嘴边呵气。那晚灶房里的灯很暗，但我心里亮堂堂的，像有人在里头点了一盏长明灯。我想起表嫂临去省城前跟我说的那句话：“女人得自己站起来，别人才会把你当个人看。”现在我似乎有点懂了。站稳了，风来，也不过是吹一吹。
只是那时我还不知道，表嫂在省城出事了。
消息是李长福带回来的。他忽然从青海回来了，黑得像块炭，风尘仆仆的，直接跑到我家门口，人还没站稳，就喊：“建军！建军！桂芬出事了！”
我正端着盆往院子里倒水，听见这声音，手一滑，盆砸在地上，水泼了一地。周建军从屋里跑出来，李长福一把抓住他胳膊，眼珠子通红，嘴唇抖得厉害：“她从雇主家楼上摔下来了。”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像被重锤敲了一下。眼前的村子、院子、老槐树，全都晃起来，像隔着水看。我听见自己问：“人怎么样？”
李长福蹲下去，双手抱头，半天才挤出一句：“在省城医院里，还没醒。”
我转身就往屋里走，翻出木箱里攒的那十块钱，又找周建军要了几块。第二天一早，我和周建军带着李长福，坐上了去省城的汽车。那是四百里路，车在山路上颠了整整一天，车里汽油味混着各种味道，我吐了两次，最后只剩干呕。
到省城时天已经全黑了。我们找到医院，表嫂躺在重症病房里，头缠着纱布，胳膊上打着石膏，整张脸白得像纸。两个孩子被接到了李长福姐姐家，没带来。医生说伤得不轻，肋骨断了两根，脑震荡，要是七十二小时内能醒过来，就没事。
我坐在病房外面的长椅上，一晚上没走。李长福蹲在走廊尽头的窗下，烟一根接一根地抽，周建军劝他别抽了，他也不听。我看着他佝偻的背影，忽然想起那个雨夜，这个人翻墙进了自己家，轻手轻脚的，像做贼。此刻他蹲在这里，头发乱蓬蓬的，衣服上还沾着工地的泥灰，像个无家可归的人。
第二天下午，表嫂醒了。
她看见我，眼泪从眼角流下来，滑进鬓发里，把纱布都洇湿了一片。我握着她的手，那手又凉又软，软得像没骨头。她张了张嘴，喉咙里发出嘶哑的声音，我凑近了，才听清她说：“秀兰，我怕。”
我攥紧她的手，说：“不怕，我们都来了。”
她闭上眼睛，又昏睡过去。我守着她，一守就是五天。她的情况一天比一天稳定，能坐起来喝点稀粥了，就是头晕，看东西重影。我喂她喝粥时，她看着我，忽然说：“你好好的，比我强。”我摇摇头，一勺一勺喂她。
那些天在省城医院，我见了不少事。走廊里永远有人哭，有人吵，有人蹲在地上吃饭。表嫂旁边床位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儿子在外地，自己从楼梯上滚下来，邻居送来的。她整夜整夜地呻吟，护士嫌烦，她就忍着，咬着被角。我有时帮她翻翻身，她抓着我的手说：“闺女，你心眼好。”我笑笑，给她倒了杯水。
那些天我也没怎么合眼。周建军让我去睡，我说睡不着。我就在表嫂床边趴一会儿，腰疼得直不起来，就靠着墙站一会儿。我从来没在医院里待过这么久，第一次觉得，人这条命，有时候比布还脆，撕拉一下就破了。
表嫂好些后，李长福才敢进病房。他站在床尾，两只手不知道往哪儿放，嘴唇哆嗦了半天，说：“桂芬，我对不住你。”表嫂侧过头，不看他，眼里的泪又涌出来。我悄悄退了出去，把门带上。
走廊里很静，夕阳从窗户斜进来，把地砖染成淡红色。我靠在墙上，看着自己的影子，想起表嫂在河滩上抡棒槌的样子。那时候她身上有股劲，像怎么也捶不扁的。可现在她躺在那里，头发散在枕头上，像一把被风扯散的枯草。
李长福在病房里待了很久。出来时，他眼睛红肿，像哭过了。他走到我面前，嗓音沙哑：“秀兰，谢谢你。等桂芬好了，我带她回家，好好过日子。”
我点了点头。我不知道这个常年在外的男人能不能兑现这句话，但那一刻，我愿意相信他。
回村之前，我去了一趟省城的布匹市场。那市场大得很，各色布匹从顶棚垂下来，像瀑布。我找到了那种蓝底白碎花的棉布，比镇上便宜三毛钱一尺。我扯了六尺，用油纸包好。卖布的女人问我：“做短袖？”我说：“给自己做件衣裳。”
她看我一眼，笑了：“这颜色衬你。”
我抱着那包布，走在省城的大街上。路边的梧桐叶子落了，踩上去沙沙响。天很蓝，很高，跟村里的天不一样。我想，我终究是把这块布买回来了。在这样一个地方，在这样一个时候。我给自己买下的。
回到家，我把蓝花布铺在床上，比了比。那蓝很清亮，像雨后天空最深的那一块。我坐在床头，看了一晚上。第二天，我把布带到铺子里，在孙裁缝的指导下，给自己裁了件短袖，小翻领，斜插袋，下摆收得恰到好处。我自己车，自己锁边，自己钉扣子。整整做了三天。每一道针脚都像在跟自己说：这是你的，你自己做给自己的衣裳。
衣服做完那天，我穿着它回了家。婆婆看见我，愣了愣，没说话。小燕拍着手说：“嫂子真俊！”周建军正在院里劈柴，斧子停在半空，扭过头看了好一会儿，才说：“这布买得对。”我笑了一下，转身进灶房做饭。灶火生起来，映得我脸发热。我低头看身上那片蓝，蓝得像一块小小的天。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属于我的真正的波折，还没到。但我知道了，即使浪头打过来，我也能把身子站稳了。因为我的脚下，终于有了一块自己垒起来的石头。
日子像缝纫机的线，密着走，偶有跳线，也总还能接上。表嫂从省城回来后，在家养了三个月，肋骨长上了，脑袋不晕了，就是胳膊每逢阴天泛酸。李长福没再走，在镇上的砖厂寻了份活，离家近，能照看她和孩子。我去看表嫂时，她正坐在院子里剥豆角，手指翻得飞快。李长福蹲在墙脚修鸡笼，满手是泥。两个人不说话，可空气里没了从前那股子空荡荡的味儿。
“真不去了？”我挨着她坐下。
她摇摇头：“差点把命搭进去，不去了。人这一辈子，钱挣得再多，也得有命花。”她停了停，看我一眼，“倒是你，在裁缝铺站稳了，比我有勇气。”
我笑了笑，没接话。我知道自己跟表嫂不一样。她是被推着走到那一步的，而我是自己迈出去的，虽然也踉跄过，可终究落下了脚。我们在各自的日子里头，都找到了那么一点儿属于自己的光亮。那光亮也许只有针尖大，可再小的针尖，也能刺破黑暗。
我在孙裁缝的铺子里做了快两年。两年下来，手磨出了茧，脖梗子落下了酸痛的毛病，可存折上的数字一点点涨起来，像田里的庄稼，看着就踏实。我除了给家里开销，还每月存一点，不多，但月月不断。孙裁缝见我实诚，把店里管账的事也交了一部分给我。我到月底盘货，理得清清楚楚。
周建军厂里的效益越发不行，工钱拖了两个月。有天他回家，脸上灰扑扑的，坐在门槛上半天没说话。我端了碗水给他，他接过去，没喝，搁在地上，抱着头：“秀兰，厂里要裁人，名单上有我。”我坐到他旁边，把手搭在他后背上，轻轻拍了两下：“裁就裁。家里有我在，不会断粮。”他抬头看我，嘴角牵了牵，没笑出来。
其实我心里也慌。一家四口，张嘴吃饭，婆婆药费，小燕学费。可我知道这时候不能露出半点怯。我得当那个接住事的人。晚上我在灯下盘算家里的账，该省的省，该缓的缓。第二天，我找小何打听哪家厂子招人。小何说镇东头新开了一家被服厂，机器多，去问了，正招熟练工，工钱比缝纫铺高。我动了心思，去找了孙裁缝。老孙抽着烟，半天没吭声。最后他说：“你去吧，别耽误你。”我给他鞠了一躬，说以后有用得着的地方，我随叫随到。他摆摆手：“别整这虚礼，你好好的，就是给咱缝纫铺长脸。”
被服厂的车间大，人多，机器声震天响。我站在流水线后头，一天十个小时，腿站肿了，耳朵嗡嗡。可到月底领钱时，那厚厚一沓，我数了两遍，手都在抖。我买了一刀肉，秤了二斤桃酥。回家把桃酥分给婆婆和小燕，婆婆拿在手里，看了半天，说：“你挣的血汗钱，我吃不下。”可她还是吃了，嚼得很慢。小燕把桃酥掰成两半，一半塞给我，一半塞给周建军。我笑了，从她的那一半上掰下一小块，说嫂子不吃甜的。小燕不干，追着我塞，满院子跑。
那阵子我开始琢磨给小燕攒学费。她快上高中了，成绩好，老师说她能考上县中。我算计着学费、住宿费、伙食费，咬咬牙，从每月工钱里固定留出五块，存到信用社。周建军后来在镇上帮人送煤球，挣的是力气钱，黑乎乎的，回来得也黑乎乎的。我们一家人在晚饭桌上，就着一盏灯吃饭，菜不多，但都是热乎的。婆婆偶尔说：“这日子，好像有奔头了。”她说完就低头喝汤，不让我们看她的脸。
有奔头的日子，就像缝纫机走顺了线，针脚密实，看着舒坦。可也有断线的时候。那天下午，小燕从学校回来，脸涨得通红，说学校要办个什么竞赛，要交五块钱报名费。婆婆在旁边听见，把筷子一放：“什么竞赛，又要交钱，不去！”小燕咬着嘴唇，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我拉过她，说：“去，嫂子给你交。”婆婆瞪我：“你就惯她！”我没说话，从柜里取了五块钱，塞到小燕手里。她攥着钱，抱住我：“嫂子，我一定能拿奖。”我拍拍她：“拿了奖，嫂子给你包饺子。”
晚上婆婆躺在床上，又咳得厉害。我端药进去，她喝了，把碗递给我，忽然说：“秀兰，你是个好的。”我愣了一下，以为听错了。她闭着眼，摆摆手：“去歇着吧。”那晚我站在她房门口，看着灯下她枯瘦的手搭在被子外头，心里像被什么东西轻轻戳了一下。
可第二天，婆婆又变回原样，因为我跟周建军商量着给她换个大夫，她死活不肯，说浪费钱。我劝她，她骂我挣了几个钱就不知道天高地厚。我耐着性子听，等她骂完了，照样每天熬药端水。小燕偷偷说：“嫂子，你真能忍。”我叹了口气：“她是你哥的娘，也是我的娘。”
其实我心里清楚，婆婆嘴上不饶人，心里已经软了不少。有天我收工早，发现她蹲在院里给我补一件褂子，那褂子肩缝开了线，她戴着顶针，一针一针缝。我站在门口，没进去。阳光落在她花白的头发上，那一瞬间，她显得特别老。我忽然害怕起来，怕有一天这个老人没了，这个家就少了一根柱子。
日子就这样，有时顺，有时卡，可总算往前走着。真正让我心里透亮的事，是那年在信用社门口碰到小何。她穿了件新衣裳，枣红色的，显得气色好。我打趣她：“发财了？”她笑，眼角细纹都聚起来：“没发财。我婆婆病了，我回去伺候了俩月，临走她把老宅子的地契给了我。”我惊讶：“你那个婆婆？”她点头：“人老了，心里那本账就清楚了。她说我对她好，比我那几个妯娌强百倍。”她顿了顿，“你看，人心都是肉长的。我从前恨她，恨得牙痒，可见她躺在炕上动不了，我还是端屎端尿。不为别的，就为我儿子喊她一声奶奶。”
我看着她，忽然觉得这世上的事，弯来绕去，终究绕不过“情分”二字。小何能熬出头，靠的不是争，是熬。我也一样。
小燕后来真拿了奖，县里竞赛第二名。她把奖状带回家，用饭粒贴在堂屋墙上。婆婆盯着那张奖状看了半天，忽然掉了眼泪。她说：“咱家出念书的苗子了。”那天晚上，我真的包了饺子，猪肉白菜馅，小燕吃得直跳，说一辈子都忘不了。我看着她笑，心里却有点酸。我知道，她这一辈子还长着呢，会吃很多很多顿饭，这顿饺子也许真记不住。可我能做的是，让她记着，有人因为她拿了个奖，给她包了顿饺子。这比什么都重要。
那年冬天特别冷，院里冻得梆硬，井台上结着冰碴。周建军送煤球时把腰闪了，躺了一个多月。被服厂的活也少了，说年后要减产。我算了算，家里能撑到开春，再往后就难了。我脑子里那根弦又绷紧了。晚上睡不着，瞪着天花板想辙。想来想去，忽然想起表嫂说过的一句话：“人不能被日子等死。”我把存折翻出来，上面有三百来块钱。三百块，在别人眼里不多，可那是我一分一厘攒出来的。
我跟周建军商量，想买台缝纫机放家里，晚上和礼拜天给村里人缝补衣裳，收点加工费。他沉默了半天，点了头。第二天，我从镇上抱回一台旧的蝴蝶牌缝纫机，花了一百二。那机器岁数比我还大，踏板上的漆磨没了，可踩起来声音不大，走线稳当。我把它摆在堂屋靠窗的位置，蒙上块蓝布。当天晚上，隔壁胖婶就送来了两条裤子让我改短。我改得仔细，还帮她紧了裤腰。胖婶高兴，满村帮我吆喝，说周家媳妇手艺好。
从那以后，我白天在厂里干，晚上在家踩机器，一盏灯亮到半夜。周建军有时起来给我倒水，不说什么，只把水放在机器旁边，又回屋去睡。我踩得腿酸，就停下来揉揉腿，看看窗外月亮，接着踩。钱是一块两块挣的，可心里不慌。
开春后，厂里真减了产。我做的活少了，可家里缝补的营生却忙起来。邻居们送来的衣服堆了半竹筐，我做一条裤子三毛，改个裤脚五分，积少成多。更让我没料到的是，孙裁缝来找我，说镇上办了个夜校，教裁剪设计，问我愿不愿意去听，学费由铺子里出一半。我怔了好一会儿，问他为什么。他嘬着烟嘴，慢悠悠地说：“我老了，这手艺总得有人往下传。你心细，又肯学，不教你教谁？”
我答应了。从那以后，每周三和周五晚上，我骑着小燕的旧自行车去镇上学裁剪。夜校里人多，有比我年轻的，也有比我年长的。老师教画图、量体、排料，我在家练了一沓又一沓旧报纸。周建军笑我：“都三十了，还当学生。”我反问：“三十就不能学了？”他不说话了，笑着给我把自行车气打满。
现在想来，那些年我一直在补课。补我年少时欠下的，补日子从我手里夺走的。我像块干透的海绵，拼命吸水。我不怕起步晚，只怕停在那儿不动。人一停，日子就过去再也追不回了。
缝纫机的声音，成了我家每晚固定的声响。小燕在一边写作业，周建军在灯下看旧报纸，婆婆靠在床头听动静。那声音像呼吸，像心跳，把一个家缝在一起。我想起自己结婚那天，也是台缝纫机，崭新的，贴着红喜字。那时它只是件摆设，现在它成了我的底气。
五一节前，我在夜校的第一批活计被老师打了高分，还让全班传阅。那天我骑车回家，路边的油菜花开成片，金黄黄的，风一吹，香得人发晕。我停下来，站在花地边，看着天慢慢变红。那一刻我忽然觉得，人生真好啊。好得让人想哭。
就在那不久，家里出了件谁也想不到的事。婆婆的病忽然凶起来，送到县医院一查，说不是老毛病，是肝上出了问题。医生说得很含蓄，可周建军脸色一下白了。我拉着他从医院出来，站在大太阳底下，他手凉得吓人。
“秀兰，怎么办？”他声音发飘。
我握住他的手：“治。花多少钱，咱们治。”
他低头，一个大男人，眼泪吧嗒吧嗒掉在鞋面上。我抬手给他擦掉，说：“别在娘面前哭。”
我们没告诉婆婆实情，只说是慢性病，要住院。她起初不肯，说我挣的钱不能这么糟蹋。我哄她说只住几天就回来。她这才答应。住院押金要五百块。我把家里所有的钱都凑了，又跟孙裁缝和表嫂各借了一百。周建军把新买的自行车卖了，又找工友借了五十。钱凑齐那天，我把一沓票子装进信封，手抖得厉害。那些钱里有我无数个深夜，有我的腰酸背痛，有我给人改裤脚的块儿八毛。
住院那段日子，我和周建军轮流守。医院走廊的风总是凉的，带着来苏水的气味。我每天从医院到被服厂，再到家，三头跑，夜里还要踩机子。人瘦了一圈，裤子腰肥了，得用别针别着。小燕放学后自己做饭，把菜炒糊了，端到医院来，非得让奶奶尝。婆婆骂她浪费油，可还是尝了一口，说：“比你嫂子差远了。”小燕笑了，我也笑。
婆婆在医院住了二十一天。出院那天，医生开了药，叮嘱不能再劳累，不能生气。我买了俩鸡蛋灌饼，塞给周建军和小燕，自己吃了个馒头。婆婆靠在车后座上，风吹得她白发乱飞，她眯着眼，忽然说了句：“回家好。”那声音软塌塌的，像被风泡过。
那天晚上，我做了四个菜。家里很久没这么齐整地吃过饭了。婆婆坐在上首，端着碗，忽然说：“这一场病，花了多少钱？”我和周建军对视一眼，都没说话。她叹了口气，从怀里摸出个小布包，打开来，是一对银耳环，已经发黑。她说：“这是我出嫁时我娘给我的。你们拿去当了。”
我连忙说不用。她瞪我：“拿着！我留着也是进棺材。”我看着那对耳环，耳针已经歪了，边缘磨得光滑。那是一辈子的东西。周建军不肯接，她硬塞到我手里，力道大得惊人。我握着那对耳环，掌心被硌着，眼睛一下子湿了。
“娘，您留着，我们不缺钱。”我说。
她闭上眼，摆摆手，像是累极了。我只好先收起来，说替她保管。她这才躺下，很快睡着了。我坐在床边，看着她的睡相，心里像堵了块热毛巾，又暖又闷。我想起刚嫁过来时，她对我横挑鼻子竖挑眼，我那时候恨过她，恨得偷偷哭。可如今她把自己的嫁妆塞给我，像把自己的根交出来了一样。我们这对婆媳，争过、吵过、寒过彼此的心，最后却在病床前，把那些恩恩怨怨一点一点捂化了。
那天夜里，我坐在缝纫机前，把婆婆的一件旧棉袄改成了马甲，领口絮了层新棉花。机器嗒嗒响，像唱一首没有词的小调。周建军端了碗面条过来，卧着荷包蛋，跟那次一样，金黄焦脆。我吃了一口，眼泪和着面一起咽下去。他坐在旁边，不说话，只用手一下一下理我的线团。那些线团颜色各色，缠成一团一团的，他理了半天，理不顺，叹口气：“这线比日子还乱。”我笑了：“乱也要一根根捋。”
是啊，日子再乱，也得一根根捋。
捋着捋着，天就亮了。
窗外的天，蓝得刚刚好。
婆婆这一病，把我们全家都揉在了一起。从前各人心里那些疙疙瘩瘩，反倒像被药水泡过，软了，消了。我每天早早起来，熬药、做饭、热洗脸水。小燕也不用人催，自己收好书包，临出门还去奶奶床前说句话。周建军出门前必定问一句：“娘，今天想吃点啥？”一家人说话都轻了，怕惊着。
可日子的轮子还得转。被服厂的活时有时无，我就在家多踩几下机器。村里人来找我改衣裳的越来越多了，有给孩子改书包的，有把大人旧衣改给老人穿的。我收费少，别人给三毛我收两毛，给五毛我推三毛。胖婶到处夸我手巧心善，连邻村都有人找上门。周建军说：“你开个缝纫铺算了。”我笑笑，心里却真动了念头。
这个念头随着春天一寸一寸长高。到了清明前后，我算了算手头的活，一个月下来，比在厂里还强些。最要紧的是，时间能自己支配，能顾家。我跟周建军商量，把西厢房收拾出来，摆上台面，挂块“秀兰缝纫”的牌子。他这回没犹豫，从邻居家借了石灰，把墙刷得白生生的。又去旧货市场淘了两台缝纫机，一台平车，一台锁边机。家底掏了个空，可我们都不慌。
开业那天，没有鞭炮，没有红绸子。表嫂端来一盆蒸好的发糕，胖婶送来一挂蒜，说是讨个吉利。小何特意从被服厂赶来，帮我装线架，调机器。她如今已经是车间的组长了，管着几十台机器。我看着她麻利地穿针引线，问她：“你不赶着回去？”她笑：“你开张，我怎么能不来。”她送了我一把剪刀，张小泉的，明晃晃。她说：“用这把剪刀，剪出个好日子。”我接过来，沉甸甸的。
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自己站在一匹蓝色的布前，那布从天上垂下来，看不到头。我拿剪刀去剪，布却像水一样从指缝流过去，急得我满头汗。醒来时，窗外正下着雨，淅淅沥沥的，和那年借住表嫂家时一个声音。我躺在床上，听着雨声，忽然想起那条从家门口通往镇上的路，四里三分，我来来回回走了无数遍。路还是那条路，可我已经不是那个只会在雨里奔跑、等人来送伞的女人了。
小燕初中毕业后，考上了县中，住宿制。报名那天我陪她去，帮她背着铺盖卷，把她送到宿舍，铺好床，又在枕头下塞了十块钱。她拉着我的手，眼眶红红的：“嫂子，我不想去县中，我想在家帮你。”我瞪她：“说的什么傻话。你念书，就是帮嫂子。”她吸着鼻子点头。我走出校门时，她在门口站了很久，我回头朝她挥手，她忽然大声喊：“嫂子，你以后别太累！”我笑着挥手，转过身，眼眶也红了。
小燕住校后，家里静了些。婆婆每天坐在堂屋里，看我把衣裳一件件改好、挂起，有时也帮我绕线团。她手指不灵便，绕得慢，可绕出来的线团紧实。我们俩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说谁家的媳妇生了，谁家的老人走了，说村里那些细细碎碎的事。有一回她忽然说：“我怀建军的时候，他爹还在。那年也是下雨，我在屋里给他做鞋，鞋底纳到一半，肚子疼了。外头雨大，他爹不在家。我一个人把孩子生在炕上，脐带都不会剪。”她停了一下，继续绕线，“所以我知道，女人啊，谁不是从苦里爬出来的。”
我看着她，没说话。她那双手布满了老年斑和裂口，还在慢慢绕。线从她指间穿过，红一道黑一道。
那天下午，我给她做了件深蓝布褂子，对襟的，盘扣用红布裹了边。她穿上试了试，在屋里走了两步，说：“这盘扣真轻巧。”我笑：“轻巧才好，不硌人。”她点点头，又坐回椅子上，还把那件褂子脱下来，叠得方方正正，压在枕头下，舍不得穿。
周建军现在给别人拉货，用三轮车，天不亮出门，跑一天，挣的不多，但稳当。他每天都从镇上给我带回点小东西，有时是根棒棒糖，有时是盒别针，有时什么也不带，就带一包炒瓜子。晚上我们坐在缝纫机旁，我踩机器，他嗑瓜子，一个个剥好放我嘴里。我不爱吃瓜子，但每次都吃。因为他剥了。
有天晚上，他忽然说：“秀兰，我想要个孩子。”我脚下一停，机子声咽了半拍。我低头看着机针，没回头。他走过来，蹲在我旁边，仰头看我：“我知道你这些年累。可咱家现在稳当了，有个孩子，娘也高兴。”我鼻尖一酸，轻轻点了点头。他高兴得站起来，搓着手，像个憨小子。
可孩子这事，不是想要就能要上的。我身子瘦，底子弱，一直没动静。婆婆暗地里着急，又不好催我，只是每次吃饭都往我碗里夹菜，说“多吃点，胖了好生养”。我听了，喉咙里像被什么堵住。周建军也去抓过几副中药，苦得我直咧嘴。我喝了一包又一包，肚子还是没消息。慢慢地，我们都不再提了。只是夜深人静时，我心里会空那么一下。
表嫂知道我的苦处，专门跑来跟我说：“别急，缘分没到。”她家老二已经在镇小上学了，老大跟着李长福学修车，一家人比从前活泛了许多。她坐在我院里，看着我新挂的“秀兰缝纫”牌子，说：“你总算给自己挣了个位置。”我笑笑，说：“还得谢谢你那晚留我住。”她先是一愣，接着咯咯笑起来，笑了好一阵，眼泪都出来了。她边擦眼睛边说：“那晚的事，咱以后都不提了。”我点头。
有些事就是这样，提不得，也忘不得。它像河底的沙，水流过去了，沙还在。可正是那些沙，才衬得水清。如今那场雨在我心里早已停歇，偶尔想起来，也只是一片湿乎乎的凉。凉过之后，该晒的太阳照样晒。
日子到了这年秋天，我的缝纫铺已经有了固定客人。除了本村的，还有镇上的、矿区的，甚至有人坐车过来做衣裳。我排不过来时，就多找两个帮手，都是附近村子的妇女，在家带孩子的，我教她们车线、锁边，按件给钱。她们领了活回家做，我在家里做最后一道工序，检查、熨烫、钉扣。
有一天，来了个二十出头的姑娘，瘦瘦弱弱，拿了两块旧布，说想给自己做件嫁衣。我问她：“家里没准备吗？”她说：“爹没了，娘常年病，这布是婶子给的。”我看着她，像看见了多年前的自己。我给她量体，问她喜欢什么式样。她不懂，只说：“喜庆点。”我给她裁了件红格子上衣，剩下的布拼了条裙子。她试穿时，对着镜子转了两圈，忽然蹲下哭起来。我扶她起来，说：“出嫁那天，化个淡妆，再把这衣服整整，好看。”她点头，把家里带来的半篮子鸡蛋塞给我，我不要，她硬放在门口跑了。我把鸡蛋一个个收进筐里，想起那年我在布摊前站了好久，终究没舍得买。如今我能给别人做嫁衣了，这比什么都强。
缝纫铺的窗户朝东，每天早上太阳先照进来，铺在案子上，暖洋洋的。我喜欢在那片光里量布、画线。粉笔在布上走过，发出轻微的摩擦声。那声音让人安心。我觉得这间小小的屋子，装着我全部的安全感。它是我一手一脚搭起来的。我在这里头，不用看谁的脸色，不用等谁点头。我就是我自己。
周建军又跟我提了几次孩子的事，后来不说了，只是去给我买了些阿胶糕，说补气。我每天吃一块，甜丝丝的。有天早上起来，我犯恶心，早饭没吃几口。婆婆盯着我看了半天，忽然问：“秀兰，你……是不是有了？”我一愣，算日子，好像真有些不对。周建军从板凳上弹起来，两眼放光：“我去叫卫生所的人。”我拉住他，说自己先去医院查查。
检查结果出来那天，是个大晴天。我捏着化验单站在医院门口，腿发软，站不稳。周建军扶着我，紧张得声音都变了：“怎么样？”我把单子递给他，他看了半天，反复确认，然后一把抱住我，在人来人往的医院门口，哭得像个孩子。我拍着他的背，笑着说：“傻样。”
回来路上，他骑三轮车载我，骑得特别慢，跟怕把我颠着似的。我靠在他后背上，风从耳边过，又暖又轻。路过油菜花地，他停下来，去路边摘了一小把野花，塞到我手里。黄的、白的、紫的，混在一起，有股子清苦的香。我捧着花，眼泪不知怎么就掉下来。那是高兴的，也是委屈的，是这许多年来，所有被压下去的情绪，在这一刻，终于可以不管不顾地淌出来。
到家后，婆婆知道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她搬了把椅子坐在院里，逢人就笑，说我家秀兰有了。胖婶送来几十个鸡蛋，表嫂拿了只老母鸡。小燕周末回来，高兴得一蹦三尺高。那天晚上，家里像过年一样，做了一大桌菜，周建军还破天荒买了瓶酒。我坐在桌边，看着这一家人，看着他们脸上的笑，心里却忽然安静下来。我想，这孩子的到来，像是一根针，把我们家最后那点缝隙也缝上了。
可谁也没想到，这喜事后面，藏着个坎。
怀到四个多月时，我还在缝纫铺里忙。那天接了一批急活，镇上的一个剧团要做五套演出服，六天后用。我每天从早踩到晚。第三天夜里，我突然肚子疼得直不起腰。周建军吓得脸都白了，连夜把我送到县医院。医生一检查，说先兆性流产，得住院保胎。
我躺在病床上，一手挂着吊瓶，一手紧紧攥着床单。周建军守在床前，不敢说话，只时不时看我的脸。婆婆听说后，在家里烧了香，小燕从学校打来电话，带着哭腔说嫂子你要保重。我让周建军转告她好好念书，我没事。
住了半个月院，孩子保住了。出院那天，医生嘱咐，不能久站，不能劳累。周建军回家就把我的缝纫机上了锁，说等生了再开。我不答应，跟他争。争到最后，他眼圈红了，说：“秀兰，我和孩子都要你。”我一下就软了。
从此，我过上了被全家人“看守”的日子。婆婆不让我提水，小燕周末回来抢着做饭，周建军包了家里所有需要弯腰的活。我每天就在院里走走，晒晒太阳，有时坐在缝纫机旁，摸摸那些布料，也不踩，就看着。线轴安安静静排成一排，像整装待发的士兵。我知道，它们会等着我。等我重新坐回来，把它们一根根穿进针里，继续把日子往下缝。
有天下午，我在院里坐烦了，慢慢走到村口。老槐树又开花了，一串串，白花花的，香气飘得满村都是。我站在树下，想起很多年前的雨，想起表嫂家那扇拨不开的门，想起自己这半生走过的路。风从树梢吹过，落下几朵槐花在我肩上。我抬手拂掉，掌心有细细的香。
这时身后有人喊我。是周建军，他跑得急，喘着气，手里拿着件衣裳：“娘让我给你送件外套，说天凉。”他走近，把衣服披在我肩上，又顺手把我头顶的槐花摘下来。
我们并肩往回走。村路边的水沟里流着清水，几个小娃娃在沟边抓蝌蚪，笑声尖尖的。夕阳斜斜地铺下来，把影子拉得很长。我走在他前面一点，他忽然说：“秀兰，下辈子我还娶你。”我回头，看见他站在光里，汗珠子在额头上发亮，那眼神，跟十多年前相亲那天一模一样。
我笑着骂他：“肉麻。”
他嘿嘿笑，过来牵我的手。风又吹过来，把槐花吹得纷纷扬扬，像一场迟到了许多年的雪。我握紧他的手，心里说，这辈子还长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