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传统玩具“竹知了”因摇动时发出的“哇哇”声，被网友认为酷似华为高管余承东在发布会上的标志性发音，从而引发大规模二次创作。大量视频配以“1000万以内最好的玩具”等文案，迅速在全网走红。

随后，华为法务部以“损害企业商誉”为由，向短视频平台发起批量投诉，导致大量相关视频被下架。这一维权行动非但未能平息争议，反而触发了传播学中的“史翠珊效应”，导致话题彻底破圈，引发全网逆反心理，电商平台竹知了销量暴涨。

8月4日，鸿蒙智行发布情况说明，澄清投诉仅针对恶意剪辑、AI丑化等具体侵权内容，从未要求下架或停售竹知了商品。该事件引发了社会关于企业名誉维权边界与网络玩梗尺度的广泛讨论。

专业律师指出，名誉权侵权不以“直接点名”为前提。这种刻意采取暗喻影射、魔改音频等隐晦方式，对企业家进行规模化戏谑、丑化、嘲讽的行为，超出了普通网络调侃的范畴，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公众对企业家及品牌的观感。此外，部分视频甚至利用AI丑化肖像、将余承东头像与竹知了融合进行恶搞，构成了实质性侵权。

“竹知了”事件，侧面反映了公众对华为及其高管余承东的反感情绪，这种反感由来已久，近期愈盛，原因多元，可以归结为以下几方面

1.夸大式营销，将人民大众当弱智余承东作为华为终端及汽车业务的核心高管，其高调、“放狠话”的营销风格（如频繁使用“1000万以内最好”、“遥遥领先”、“没有之一”等绝对化词汇）是引发部分群体反感的重要激化因素。这种“咆哮式宣发”虽然赢得了巨大的商业曝光度，但在部分理性消费者看来，属于过度吹嘘。当高调表达与用户实际感受之间出现割裂时，原本用于建立信任的话术，就容易变成网友调侃甚至反讽的对象。

2. 爱国绑定在面临外部制裁的背景下，华为客观上成为了中国科技自立自强的旗帜。然而，市场上部分自媒体、营销号以及激进粉丝，将购买华为产品与“爱不爱国”强行挂钩。这种将商业消费道德化、神圣化的行为，让许多只想纯粹购买产品的普通消费者感到心理不适与舆论绑架。

3. 维权过度在近期的“竹知了”等舆论风波中，华为法务部批量投诉下架相关视频的行为，虽然在法律层面有其依据，但在公关层面却引发了强烈的舆论反弹。一方面，批量处理机制导致部分无辜的普通视频被“一刀切”误伤；

另一方面，这种行为触发了心理学上的“禁果效应”和“史翠珊效应”。公众的焦点从“恶搞是否过分”迅速转移到了“强势企业是否在利用权力压制普通人发声”上，激发了广泛的逆反心理，使品牌形象面临从“强大”转向“傲慢”的风险。

余承东的伪“网红”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企业家逐渐走向台前成为“网红”。余承东鲜明的个人IP和高频曝光，使其成为舆论的“箭靶”。他的口音、台词和姿态常常被网络二创（如各种“玩梗”视频）作为素材。流量虽然放大了优势，但也让高管的言行处于放大镜下，一旦引发争议，极易被过度解读，导致企业品牌与个人形象深度绑定并共同承受舆论风暴。

5. 复杂社会情绪公众的反感情绪也折射出当前复杂的舆论环境。有观点指出，部分针对华为的舆论风波并非单纯的网友狂欢，而是在特定时间节点（如重大产品发布前夕）呈现出高度组织化的攻击特征，疑似有竞争对手或特定势力通过“黑公关”手段，刻意针对高管个人进行信誉瓦解战，以消解其标杆作用。

把人们对华为的反感完全归咎于余承东个人，显然是过度归因。这种情绪更多是公众对极限营销的疲劳、对道德绑架的抵触，以及对大企业在互联网时代如何平衡维权与包容性的审视。

真正能够赢得长期认可的品牌，不仅需要过硬的产品实力，还需要在信息透明的时代减少“自我加冕式”的表达（即吹牛皮），展现出倾听、理解与包容的自信。